学史必须说明这些问题，这个定义就否定了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斗争史之论。写哲学史，则“要抓时代思潮，要抓思潮的主题，要说明这个主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哲学问题”。

中国哲学史的分期也有了新变化，共分古代、中古、近代、现代四期。

“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贯穿在各个时代之中。这是它们的共性，各时代都有它们的特殊的精神面貌，这是它们的特殊性。”这四个时期按其主要精神面貌的不同又可分为七段。按此七段，冯友兰把他的《中国哲学史》分为七册来写，按七个主题讲述中国哲学。以上，是我们对冯友兰哲学生涯的大致介绍。

寻找中西文化间人类思想的共通性，追寻不受时间、空间、国别民族限制的普遍真理，为中国这个“旧邦”谋“新命”，是冯友兰给自己确定的哲学使命。这一使命的具体内容是一方面谋求解释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努力挖掘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使传统文化能在日趋现代化的中国获得新的生命，人文精神得以重建。冯友兰经常引用《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语来明志，说明自己的志向在于使古老的中国，在现代世界中重获新生。

他的哲学活动，都在围绕“旧邦新命”的主题而进行。他早年好学深思，孜孜求知，是西方新实在主义“共相”理论的崇信者。旋即在中国宋明理学中发现了相似的“共相”学说，认识到人类的思维具有一种共同性，东西方文化具有很大的共通性。中年他完成了从西方哲学向中国传统儒学的转变回归，创造了一种由宋儒理学而来又不同于前者的新理学体系，达到了一生事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92—9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87页。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册，人民出版社982年版，第28页。这七个主题是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近代变法、现代革命。业的顶峰。晚年他忏悔彷徨，终成悲剧，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执著于“旧邦新命”的使命，努力向真正的哲学回归，表现出顽强而可贵的一代哲学宗师的品格。

第四十六章张东荪张东荪，原名万田，字东荪，辛亥前后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88年2月9日出生，祖籍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据张东荪手订《增订张氏近世考》记载，张氏祖辈为官宦世家。曾祖父张裴做过嘉定知县、泰州知州。祖父张之杲曾任嘉定、吴江、阳湖、长洲等县知县，843年升泰州知州，853年病逝任内。父亲张上龢（839—9年），曾先后任直隶昌黎、博野、宁县、万全、内邱、静海、元城知县。张东荪长兄张尔田（原名采田）。在父亲及长兄督责下，张东荪自幼受传统儒学的启蒙教育。902年左右，张东荪偶读佛经，为其中深奥的思辨玄理吸引，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曾回忆说“我是十八岁读《楞严经》便起了哲学的兴趣。”又说“我在十岁的时候曾信仰过佛教。”2早年研读佛经，对他的思想影响较大。一方面养成了他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培植了他苦思冥想的哲学素养，直接促发了他“以为非窥探宇宙的秘密，万物的根源不可”的“疑心妄想”。另一方面，为日后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佛学成为他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905年，张东荪由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他与蓝公武、冯心支同住在日本本乡丸山新町。起初本是佛教信徒的他，与蓝公武时常讨论生死问题，但很快便接触了西方自然科学与西方哲学，并为之折服。他曾说“我在那时已略略领受西洋哲学的滋味，尤其对于心理学起了兴味。”2因此，当蓝公武对他讲“大悟万物唯心的道理”时，他开始产生了一个疑问佛教所谓解脱或涅槃的境界是否一种心理的变态。

90年，他与蓝公武等在东京创办了《教育》杂志。它是综合性的学术月刊，由他与冯世德组织的“爱智会”主办。该刊物以“会合东西各国学者，研究高尚学问，尽人道、洗俗垢，使世界庄严洁净为旨归”，分社说、学说、科学、思潮、批评、纪事等九个专栏，以介绍和讨论哲学、伦理问题为重心。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心理学悬记》（与蓝公武合译）、《催眠心理学》（与蓝公武合编），节译了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在二月号上，除继续连载译文外，他还发表了运用西方科学研究哲学问题的习作《真理篇》。仅从《教育》杂志这两期中已可知，张东荪的思想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接触和掌握了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初步冲破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

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从日本回国。9年他在《东方杂志》上以“圣心”的笔名发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9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倾向革命的张东荪从北京南下，参加了临时政府并任临时内务部秘书。9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他曾这样记述自己的活动“大部分人都到北京参加袁世凯先生所组织的政府，我则不愿意参加。彼时孙中山先生组织国民党，把凡在南京任过事的人一律作为党员，我的名字亦在其列，但我亦未加承认。”此时梁启超组织进步党，“我的朋友以进步党人为多，且较密切，我却从未正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商务印书馆929年8月版。下同。

2张东荪《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事新报》副刊《学灯》922年3月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

2张东荪《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8号，925年9月25日。式加入该党，亦向不与闻他们的党的活动”。但因他与梁启超及进步党关系密切，主张又颇相近，故仍被时人视为进步党的骨干。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张东荪积极活跃于民国政治舞台，“动了几年救国念头，从事研究政治”2。但他主要是以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方式参与政治的。他在《庸言》、《中华杂志》、《新中华》和《甲寅》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仅93年就达到30多篇），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如国会性质、宪法性质、总统制与内阁制、总统权限、行政裁判制度、预算制度、联邦制度、地方自治制度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成为民国初期著名的政论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