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的地理条件对于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是很重要的。他指出：“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秦氏资之遂平海内。”这是从历史上来看。同时他针对唐初有关迁都的议论强调说：夫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兹若居之则势大而威远舍之则势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摇矣非止于危乱者哉！诚系兴衰何可轻议。2999ooo41_o1o2_1&1t;//pgn>司马迁和杜佑的看法说明在汉唐时期关中的地理条件对这两个盛大的皇朝的政治统治是很重要的。李吉甫也赞同司马迁和杜佑的看法他根据《史记》所记认为：“汉祖入关诸将争走金帛之府惟萧何收秦图书高祖所以知山川阨塞户口虚实。厥后受命汜水定都洛阳留侯演委辂之谋田肎贺入关之策事关兴替理切安危举斯而言断可识矣。”他申明自己撰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是要“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他甚至认为：中唐以来“成当今之务1以上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1把地理条件和人们对地理条件的认识和利用看作是“事关兴替理切安危”的问题是这位政治家和历史、地理学者的政治经历和学术研究所达到的一个共同的结论。

都城是历代皇朝政治统治的中心；都城的地理条件历来受到更多的重视此即所谓“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2。上文所述地理条件跟政治统治的关系有些就是和都城相关联的。刘知几主张：“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3这说明他对于都城在国史编纂内容上的重视。不过刘知几主要还是从政治统治的历史经验提出这个问题的没有着重于地理条件的考察。唐末昭宗时国子博士朱朴曾上书言当世事并从地理条件的得失提出迁都的建议认为：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关中隋家所都我实因之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焉；广&1t;//pgn>明巨盗陷覆宫阙局署帑藏里閈\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门、华阴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荡然矣。夫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汉舆、凤林为之关南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漕渠运天下之财可使大集。自古中兴之君去已衰之势就未王而王。今南阳汉光武虽起而未王也。臣视山河壮丽处多故都已盛而衰难以兴已；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邓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远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1999ooo41_o1o4_o朱朴的建议没有被唐昭宗采纳。这时的唐皇朝已岌岌可危非迁都之举可以挽回颓势足见朱朴在政治上是很迂阔的。但是他的这些议论透露出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关中地区已逐渐失去了经济上的优势；由于社会的动乱、政治的腐败长安已不再具有盛唐气象。这跟中唐时期杜佑、李吉甫对长安的看法已有很大的不同。朱朴建议中的这一点启示是不应忽视的。而他的“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的见解也还包含着辩证的因素不可完全视为迂阔之见。郑樵在《通志·都邑略·序》里引证了朱朴的迁都议认为：“其论‘去已衰之势就未王而王’则前此或未有之及矣。”这也是赞成他的“随时制事”的主张。

《通志·都邑略·序》可以认为是从地理条件考察“建邦设都”跟政治统治关系的佳作他是从全国的地理形势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出对地理条件与“建邦设都”的关系和政治上兴亡得失的关系作总的考察。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在新的历史条件（包括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下长安、洛阳、建业所谓“三都”已不是理想的建都所在；（二）北宋建都于汴京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跟“靖康之难”有直接的关系；（三）他在这篇序论的末尾还提出南宋建都临安是不妥当的应采唐人朱朴之议移都南阳。郑樵的这些论点和其他一些看法并不是都很中肯的如他把“靖康之难”都归结到北宋定都汴京这一点上就是极为片面的。但他从总的地理条件和历代“建邦设都”的历史中试图总结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认识的这一意向是很难得的。他所得到的某些具体结论如“中原无事则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则居江之南”、“自开辟以来皆河南建都”等对于我们从地理条件方面探讨历史上“建邦1《元和郡县图志·序》。

2徐元文：《历代宅京记》序。

3《史通·书志》。

设都”的客观规律也是很有启性的。明清之际顾炎武撰《历代宅京记》就历代建都之制备载其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及建置年月等史实其总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论议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辑录都城历史资料的专书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

过去中国史学家一方面认为地理条件跟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认为地理条件的作用不是孤立的、绝对的。贾谊的《过秦论》是一篇著名的史论它表明了对地理的及其它物质的条件的作用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他指陈了秦占有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地理条件在内但历史展的结果却是秦亡汉兴。这是为什么？他写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的论点在后来的史学家中也多有之。这可见过去中国史学家对于地区条件作用的看法是有相当辩证的因素的。

过去中国史学家关于地理条件跟历史展的关系的撰述是很丰富的还有一个传统的特点这就是重视它的社会作用。在这方面顾炎武所编《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两部代表作。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作者自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年）起。用了二十多年的功夫编纂而成的。作者写这部书时是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他在序言中讲到了他编纂的目的：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