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著多是用意译。在译述过程中常常参照自己的见解用夹译夹议的方式或者用按语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所以他译的书不能看成一般的译著在很大程度上应视为他的著作。他对译书要求很严主张译书要忠于原著准确地表达原意文字要清晰流畅优美。这三点要求他概括为“信、达、雅”三原则2。他的翻译被誉为“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1被称为“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2康有为称颂他“译才并世数严林”把他与林纾并称。

严复译书是有所选择的既不同于洋务派偏重在天文、数学、机械、汽轮制造等科学技术又不同于林纾主要在文学艺术而着重在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方面他又把重点放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经典著作上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政治学等等。他认为只有从这些著作中才能找到西方国家强盛的真正命脉之所在其他那些都不过是“形下之粗迹”。他把译书与寻找救国道路结合起来翻译《原富》是为了展中国资本主义翻译《名学》是为了用新的思想方法打破程朱理学的束缚翻译《法意》是为了反对君主主义倡导君主立宪制度等。在这些译著中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是《天演论》。

《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选译的原篇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用文言文意译了它的主要内容并附加了自己的许多见解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12月）开始在《国闻报》上6续表。次年三月正式出版。《天演论》的基本思想是阐述达尔文的进化观点认为生物不是自古不变而是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展变化的。所谓“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所谓“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就是说生物的进化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展变化的。在严复看来《天演论》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质力杂糅相剂为变”3。他反复宣传和强调这种“变”的观点并利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向中国人民敲起了祖国危亡的警钟大声疾呼：要顺应“天演”的规律改革现状变法维新才能避免危亡之祸否则就会在“生存竞争”和“天然选择”中被“优胜劣败之公列”所淘汰。严复以生物的“自然竞争”、“适者生存”来代替社会的阶级斗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即将被列强瓜分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号召学习西方“与天争胜”2严复：《保教余议》《严复集》第1册第85页。

1〔英〕赫胥黎著严复译：《天演论·译例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2吴汝纶：《答严几道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一。

3吴汝纶：《天演论序》《严复集》第5册第1318页。

“自强保种”对唤起人民的觉醒振奋民族的精神变法自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启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打击了那些高唱“夷夏之辨”的封建顽固分子揭露了他们愚昧腐朽的真面目确有振聋聩之作用。所以《天演论》一表震动全国“风行海内”。它给处于“学问饥荒”环境中的思想界输送了新鲜的食粮使人们禁锢的思想为之一振。康有为读到这部译稿后推崇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1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取了进化论的观点。如梁启所说：“（康有为）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2梁启根据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在《时务报》上大做文章许多爱国志士纷纷以进化论为武器要求改弦更张另谋新路。人们和学校纷纷用“竞存”、“适者”、“演存”、“进化”、“进步”之类的词汇命名一时成为时尚。

《天演论》的表不仅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展而且对行将到来的革命起了极大的影响。正如革命派所指出的那样“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3。

1《天演论》第6页。

2康有为：《与张之洞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525页。

3梁启：《清代学术概论》。

第四节反对民主革命光绪二十六年（19oo）义和团运动爆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其间曾参与唐才常起的“中国议会”并被推选为副会长。此外他还开名学会讲演名学（逻辑学）。从此他脱离了海军界离开了工作2o多年的水师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19o1）严复被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去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这个局是在英国控制下的所谓“中外合办”企业。严复担任该局总办期间“名为总办其实一无所办一切理财用人大权都在洋人手里”。后来他自己说：“此来徒为五百番（银元）月入耳其是非乐也。”光绪二十八年（19o2）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准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李希圣为京师大学堂附设编译书局总纂、严复为编译书局总办。严复担任编译书局总办后与吴汝纶同处京师过从甚密朝夕研讨新旧学问。光绪三十年（19o4）严复辞去编译书局总办职务回到上海。

光绪三十年（19o4）冬生了开平矿业局诉讼事件严复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次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获悉严复在伦敦想争取他参加民主革命特意去拜访了他。二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严复认为：“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1也就是说严复坚持“渐进”的观点认为应从教育着手；孙中山主张“急进”认为应立即进行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由于双方之间的观点、立场相距甚远因而未能联合。

严复回国后恰逢马相伯在上海筹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他在积极协助马相伯筹办学校的同时应友人的邀请在上海青年会作了8次政治学讲演。他的讲演稿于光绪三十三年（19o7）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政治讲义》。在讲演中严复以政治同历史的关系及社会的演变来宣传他的“渐变论”抵制行将到来的民主革命。

严复协助马相伯创建复旦公学后第一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