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反复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1。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命进呈所著《变法通义》大加奖励”2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严酷的现实已经证明改良的道路在近代中国是走不通的。不推翻的清朝统治不摧毁封建的制度所谓救亡图存也就只能落空。然而谭嗣同等“六君子”的鲜血并未能使梁启醒悟过来。尽管初到日本之时他一度与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为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的机会与孙中山等革2《与严又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o9页。

3《与熊纯如书（三十九）》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648页。4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4。

1《觉迷要录》卷4。

2《保国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28页。

命人士往来密切并试图联合立会“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后因康有为得知此事严厉反对联合立会才告作罢。但是梁启与革命派毕竟不是同路人他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他们公开提出“保皇”的口号四处建立保皇组织。特别是梁启遵从师命来到檀香山后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为幌子积极扩大保皇会以致当地许多兴中会员也受到蒙蔽而加入保皇会给革命运动造成了很大危害。

为了控制、利用舆论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他竭力宣扬“光绪圣德”说什么“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3尽管与此同时梁启在一系列文章中也抨击封建主义宣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是“改良”与“尊皇”却仍然被他看作是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推翻清朝统治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一批宣传爱国思想、号召救亡图存的刊物相继创刊民主革命的思想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了与革命派争夺舆论阵地光绪二十八年一月（19o2年2月）梁启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与以前不同的是梁启迫于形势已不得不放弃“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说。他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1。此后梁启又在一系列文章中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当然梁启把中国贫弱的原因归咎于国民缺乏公德和知识这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不过他所指出的中国国民性中的许多弱点确实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文章在体裁上打破了死板古文的形式能够用通畅易晓的语言表达其思想内容而且很有气势、富于感染力。当时成为一种新文体以至于“学者竞效之”。

由于康、梁等人顽固坚持改良立场仇视和抵制民主革命并且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工具攻击革命。为了批驳改良派的谬论消除改良思想的不良影响进一步推动革命运动的顺利开展以孙中山为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和有力的批判。自光绪三十一年（19o5）同盟会成立以后双方的论战达到了。

在这场激烈的论战中梁启在《新民丛报》上连续表文章鼓吹“开明”论。仍然强调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他攻击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统治是一种“复仇主义”污蔑同盟会提出的“平均地权”是为了“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类悉为我用”1。通过这场论战梁启及其所代表的改良派企图以改良的君主立宪来抵制民主革命以所谓“开明”来抵制民主共和的面貌暴露无遗。如果说在维新时期梁启还是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话那么此时他已经由于不能与时俱进而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3《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28页。

1李华兴等编：《尊皇论一》《梁启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o页。1《本报告白》《新民丛报》创刊号。

者了。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愈趋尖锐。

清朝统治阶级为了平息不断高涨的反清浪潮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博得帝国主义欢心以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从光绪二十七年（19o1）开始推行“新政”；光绪三十一年（19o5）又表示要仿行宪政并派五大臣前往欧、美、日本等国“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国后密奏实行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先宣布立宪“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1。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o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同时又强调由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不能“操切从事”而要“视进步之迟定期限之远近”2。实际上清廷根本没有打算实行立宪只不过是妄图用“立宪”的招牌继续维持封建统治。

然而对于改良派来说清廷的“预备立宪”却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他们不仅始终对清朝统治者抱有幻想而且与国内的一些士大夫和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因此便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挽回自己的颓势阻止革命力量的展。光绪三十三年（19o7）康有为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九月梁启也与蒋智由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他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写道：“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拥护清廷“仿行宪政”的立场。梁启甚至还明确宣称：“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3。但是梁启的这些表白依然只是一厢情愿。清廷所标榜的立宪完全是为了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