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初江西补用知县；从叔祖国器护理广西巡抚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康有为5岁“能诵唐诗数百”。6岁从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11岁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这时太平天国失败不久他“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3。

同治十一年（1872）康有为再应童子试不售致力于考试和八股文。

十三年（1874）“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光绪二年（1876）他应乡试不售从朱次琦（九江）学习。朱次琦教学重“四行五学”：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

光绪四年（1878）继续跟随朱次琦读书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大肆力于群书”。不久以日埋故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乃“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1。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传统的文化学术生怀疑。

光绪五年（1879）入西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家、佛学之书“养神明弃渣滓”。刚好在北京任职的张鼎华（延秋）偕四五人来游西樵山使康有为接触到当时正在酝酿的改良主义思潮。不久康有为“薄游香港”亲眼看到英国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统治秩序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要好得多从此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

3郑观应的卒年说法不一这里从夏东元《郑观应传》说。

1《康南海自编年谱》“同治七年戊辰十一岁”。

第二节“参中西之新理”

光绪八年（1882）康有为赴顺天乡试“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

光绪九年（1883）“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创《不裹足会草例》规定入会的人皆不裹足凡已裹而复放的“贺而表彰”。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两广受到侵扰。康有为“感国难哀民生”独居一楼“所悟日深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为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1。俯读仰思“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

光绪十一年（1885）从事算学撰《人类公理》后来又编“内外篇”。康有为自称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无人之赜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穷察后来”的作品。《人类公理》未见手稿“公理书”的修订稿《实理公法全书》1和《内外康子篇》尚有存留。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凡例》中说：“凡天下之大不外义理、制度两端。义理者何？曰实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制度者何？曰公法曰比例之公法、私法是也。实理明则公法定间有不能定者则以有益人道者为断然二者均合众人之见定之。”他以为几何公理是“一定之法”如1、2、4、8、16、32是“必然之实”但它“不足于用”于是“不能无人立之法”。“人立之法”“其理较虚”本来没有“定则”只是“推一最有益于人道者以为公法而已”。什么是“最有益于人道”的“公法”呢？那就是平等。

康有为以为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所以要“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要“以互相逆制立法”使之平等。他认为现实不合几何公理如“人不尽有自主之权”如“君主威权无限”等认为“实理公法”是“天地生人本来平等”的。

这种“平等”思想在康有为《自编年谱》和《康子内外篇》中也有反映。他这时的著作除存有封建学说外还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康有为“公理书”、“内外篇”的酝酿和撰述象征着一个封建知识分子走向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历程。他忧患人生向往平等孕育有一种“大同境界”。1《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四年戊寅二十一岁”。

1《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年甲申二十七岁”又康有为有《显微》手稿藏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第三节从崇古文经学到尊今文经学光绪十二年（1886）撰《教学通议》列目二十在序文中标明撰书的目的是：“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教学之不修”“患其不师古也”。而所学只是“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认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它的宗旨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康有为认为周公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的典范。经书中的典章是“周公经纶之迹”“周公以天位而制礼故范围百世”。他“熔铸一时”“以时王为法”从而“制度美密纤悉无遗天下受式遏越前载人自无慕古之思也”。周公不是空洞说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纲维天下”使“教学大备”、“官师咸修”2的。

《周礼》是古文经典周公是古文经学崇拜的对象康有为讲《周礼》官守崇周公权威渴望能有“有德有位”的周公其人以“时王为法”颁行新政“天下奉行”敷教言治“易民观听”。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鉴于中法战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境民族危机严重趁赴京应试的机会于十月初八日（12月1o日）上书变法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清廷正式提出的建议。他痛言帝国主义的侵逼指责顽固派的“酣嬉偷惰苟安旦夕”批评洋务派的“洋差、洋务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但这次上书为顽固派所阻光绪帝没有看到。康有为且备受顽固守旧分子的嘲笑和攻击。这使他认识到找寻新的思想武器的必要。

光绪十五年（1889）秋康有为离开北京年底回到广州。次年春移居徽州会馆。这时他晤见了廖平廖平是今文经学家。今文经学是讲究“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的。康有为一方面感于“外患日深”而上书不达另一方面受了廖平的启示觉察6、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如今文经学的“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渡”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1。这样他便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进而论政由以往的崇《周礼》、尊周公而崇《公羊》、尊孔子将今文“三统”说阐为“改制”、因革的理论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