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采摭资料丰富，史实较为赅备，有些资料也经过了一定辨别整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体例上创立了“交通”、“邦交”二志，“畴人”、“藩部”、“属国”三传，“诸臣封爵”、“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疆臣”、“藩部”等六表，反映清代社会生活和制度的新现象，为旧史所没有。但是《清史稿》极力赞颂清皇朝的统治，称其“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对清代历朝皇帝无不美化为可与尧舜禹汤相媲美；而对于有损清皇朝尊严的历史事实、暴政和对外战争失败，则曲意隐讳，诸如清主之祖原为明朝属臣、顺治初年的圈地、平定东南时的屠城、残酷的文字狱、慈禧与光绪的矛盾等，都运以煞费苦心的“曲笔”，甚至“削而不录”。该书尤其仇视各族人民的徐世昌《清儒学案·凡例》。

2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

《清史稿·遗隐传序》。

抗清斗争和反清起义，甚至诋毁推翻了清皇朝的辛亥革命，藐视和反对民国。如称辛亥起义为“谋乱于武昌”，视辛亥革命中被革命军击毙的端方、赵尔丰、松寿为“慷慨捐躯”、“从容就义”，纪年时凡民国以后之事，均用干支或曰“越若干年”，以表示不奉民国正朔。《辛壬春秋》更明确地表示怀念清皇朝，偏袒立宪派，拥护袁世凯，仇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考古学的巨大进展考古学受到重视，始于清代的乾隆朝，从乾隆十四年到五十七年（749—792），廷臣受命编成《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共9卷，记载北京内廷和盛京（沈阳）所藏古物80种、4074器，其中有文字者290件。自此实物考古之风渐起，到鸦片战争前夕，阮元作《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更引起官吏和学者个人考古之风。阮元以后，曹载奎、吴荣光、刘喜海、吴云、吴式芬、徐同柏、吴大澂、陆心源等人，于考金（铜器）、考石刻、考陶器、考印玺，均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其中如吴荣光的《筠清馆金石录》，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愙斋集古录》，孙诒让的《古籀拾遗》、《古籀余论》，陆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等，在考古学界颇具影响。

光绪末年，河南安阳和西北地区地下古物的出土，既造成了我国珍贵古物的遗失，也促进了考古学的巨大发展。光绪二十四年（898），在安阳小屯村殷墟发现殷人求卜用的大量甲骨，这些甲骨出土后归于王懿荣，王死于庚子之役后归于刘鹗。刘鹗于光绪二十八年（902）名以《铁云藏龟》出版。刘鹗发配新疆后收藏散失，加上河南商贾时以出土甲骨求售，日本考古学家乘机攫得一部分。同时的中国学者最先有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其后有叶玉森、董作宾、郭沫若、商承祚、金祖同等人从事甲骨文研究，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运用《铁云藏龟》考释甲骨文的最早著作。

甘肃敦煌东南三十里鸣沙山有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不仅多石刻、绘画，而且藏有六朝隋唐的经文写本。自宋初寺僧将藏经石室密封，不为人知将近千年。光绪二十六年（900）修理石室，壁破书出，轰动学界。光绪三十二年（90）英国人斯坦因（mouralstei）到新疆，次年五月到千佛洞，盗走写经24箱，艺术品5箱。后来第二次又盗走写经570卷。与此同时，法国人伯希和（aulelliot）亦到千佛洞盗去写经六七千卷。同一时期在新疆地区发现的古代木简（称为“流沙坠简”）也被斯坦因、伯希和盗去不少。此外，德国人格路维德（lbertgrumedel）从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902—907）在新疆、蒙古境内运走古物4箱，勒柯克（lbertvoleog）从光绪二十年（894）至94年运走古物397箱。俄国人柯兹洛夫（.oozloff）、鄂登堡于907到925年在张掖、吐鲁番等地掘去大批古物。美国人安竹斯（hapmadres）于二十世纪初5次到内外蒙古搜集化石运走，第六次在张家口被扣时，化石有80多箱。还有日本人小牧实繁曾在张家口，驹井和爱在山东，均曾发掘古物而去。中国古物严重散失。

敦煌石窟遗书3万余卷，其中佛经占95％，此外为古书抄本，其中有宋代以后已佚之书。如《古文尚书·孔氏传》、《尚书释文》、《春秋榖梁传解释》、《论语郑氏注》、陆法言的《切韵》、孔衍的《春秋后语》，以及《唐西州沙州诸图经》、《老子化胡经》、《摩尼教经》，唐文词曲及通俗若干种，并有古梵文、古波斯文、突厥、回鹘文字等。

殷墟甲骨、敦煌石窟写经和流沙坠简的发现，以及故宫古书古物的逐步开放，为考古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促进了考古学的迅速发展。除前述诸人的考古成就之外，清末民初以罗振玉、王国维的影响最大。

罗振玉（8—940）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贞松堂集古遗文三编》、《流沙坠简》等书，其《殷墟书契考释》多正东汉郑玄笺注之误。其他书文也极大地丰富了古史资料。王国维（877—927）更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在甲骨文研究和古史考证方面有重要著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古史新证》、《殷周制度论》、《殷礼征文》、《两周金石文韵读》、《观堂古金文考释》等多种。他的《殷周制度论》是公认的以新途径新材料研究古史的代表作。罗振玉、王国维是我国应用甲骨文和金文考释研究中国古史的奠基人。

甲骨、金文的研究，于经、史、文字的影响甚大。首先是开拓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使得以前的“以经治经”、以书本治史，扩大到以古器物治史，以史治经。从前研究古文字，不出许慎的《说文》，认为籀文（又称大篆）为书体之一种，其出现在古文之后、篆文之前。对此2000年无异说。而王国维证明籀文非书体之名，它就是古文。还有不少学者据甲骨、金文中考出的文字，对《说文》予以商榷和驳正，孙诒让的《古籀拾遗》即是一例。从甲骨、金文的文字中，发现了六经所载之外的史迹，增添了一些新的史料。而且古器物上的花纹雕镂及其本身的制作，也具有美术史、工艺史的研究价值。其次，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结果，雄辩地证明了《史记》中《殷本纪》、《三代世表》中所载商代帝王世系的正确可靠，证明了殷周史的信而有征，从而把中国的可信历史上溯到4000年前。此外，这些研究结果也证明了《书经》中的一些篇章以及《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吕氏春秋》等古书古文中记载的史实，具有很大程度的可靠性。对于清中叶以来的疑古思潮，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发展。

最后，这些考古学家，尤其是王国维的思想方法，可以说是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