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谭嗣同把精神性的“以太”、“仁”、“不忍之心”、“性海”作为世界本原的唯心主义提出批评,否认有超越天地万物的“仁”和“性海”。他援引细胞学说,认为细胞是生命的基本结构,称“今夫庶物莫不起于细胞然非有神宰畀之矣”2。他还肯定世界的发展是由于物质力的运动,如在宏观上他肯定各个天体因摄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而“浮行太空”,而“以己力绕本轴,以摄力绕重心”3;在微观上认为构成物质的原子由于内部引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不断处于分解和结合的运动状态,“相易相生相摩”4,由此出现运动和变化。
《实学报叙》,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977年版,第28页。2《〈菌说“嫔98年版,第82—83页。
3《视天论》,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43页。
4《菌说》,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3页。
在认识论方面,章太炎信仰感觉来源于物质的反映论,说“知识之全体。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5,他把荀子的以目辨色、以耳辨声、以舌辨味等“缘天官”的认识论称为“天下之公言”,而将视客观事物为主观幻化的唯心论叫做“一人之私言”。到写作《訄书》时,章太炎又进一步认识到仅仅依靠感觉是不够的,曾批评颜元哲学的经验论局限,“概念抽象之用少”,忽视了逻辑的作用。他还认为中国文化虽然历史悠久,但由于士人不能“‘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言无分域,则中夏之科学衰”2。他于是以荀子、墨子的逻辑学理论为基干,结合西方和印度的逻辑学,力图建立自己的逻辑学体系,以克服王守仁“致良知”的唯心论与颜元经验论的失误,使人求得真知。
章太炎否认鬼神,反对宗教神学。他认为鬼神之说,是由于人们不能对自然现象作出科学解释而杜撰的欺人之谈。他用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称人死则“淡、养炭、轻诸气、盐、铁、燐、钙诸质,各散而复其流定之本性,而人之性亡矣”3。他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说明人体的形成,用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解释动物器官的变化,部分地说明了客观环境和实践与人群进化的关系,并向人们宣传应该重视科学,正视民族危机,开动大脑机器,才能不断争取生存,争取进步。为了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精神奴役,他还写了《无神论》,运用形式逻辑的推理证明基督教上帝创世说和上帝“全知全能”的谬误。当然,章太炎仅从形式逻辑入手批判基督教神学,不可能深刻揭示其实质。
如果说章太炎在政治上的落伍是在辛亥革命之后,那么他在哲学上向唯心主义的转变则更早。光绪三十二年(90),他就提倡建立法相唯识宗的新宗教。他说,“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识者云何?真如即是惟识实性,所谓圆成实也”。他把“识”(精神、观念)看成唯一真实的存在,把物质世界看成“识”变现出来的假象。还引证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把“自我”看成一切的发端。他虽然强调“自贵其心,不以鬼神为奥主”2,但这种精致的唯心主义与形式粗鄙的有神论具有同样的本质。他并且由这种“一切唯识”的唯心主义出发,取消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化解一切差别和矛盾,终于形成“万物一齐”的相对主义,主张消泯彼此、是非、大小、文明野蛮的界限,达到“物亦非境,识亦非境,则有无之争自绝”的境界3。这些虽然不乏代表弱者追求解放和“一往平等”意愿的倾向,但更主要的还是体现了中国小资产阶级由于力量弱小,因而转向在精神世界中通过淡化矛盾、麻痹斗志、以求得虚幻的自由平等的精神状态。
孙中山的进化论思想、知行学说和民生史观5《菌说》,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70页。
《后圣》,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37页。
《訄书·颜学》,《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984年版,第52页。2《訄书·王学》,《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48页。
3《菌说》,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8页。
《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44页。
2《答铁铮》,《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39页。
3《齐物论释》,《章太炎全集》第卷,第4—57页。
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4。他不仅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政治理论纲领——三民主义,而且他的哲学思想同样产生过巨大影响。
孙中山的世界观,主要受到欧洲十九世纪实验科学的影响,认为“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多非真知识也”。西方自然科学的归纳、比较、观察和实验等手段,对他的思想方法起了哺育作用,使他认识到科学就是“主张用观察和实验研究万事万物的学问”2。并据此划分科学知识和宗教迷信的界限,说“科学的知识,不服从迷信,对于一件事,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细去研究”,而宗教则“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所说的话,不管他是对不对,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3。孙中山终生反对封建迷信的“天数气运”之说,认为只要掌握了科学,“人事可以胜天”。从实验科学方法论出发的思想,使他自发地倾向于唯物主义。
进化论作为一种自然哲学观点,就是在同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形成的。正因为这样,孙中山推崇进化论,认为它的出现使“世界思想为之一变”,“由是乃知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4。他认识到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这种观点虽还缺乏具体的分析作为依据,但他将进化论与革命主张联系起来,论证了民主革命的合理性,并驳斥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把进化论与渐进论结合、反对革命的主张,批评他们“是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5。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的进化论的自然观继续发展。他以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等科学知识,阐述从宇宙到人类社会的物质世界的自然发展过程,论证“天地万物皆由进化而成”,进化是“自然之道”,并把客观世界分为“物质进化”、“物种进化”和“人类进化”三个时期。对于物质进化,孙中山沿用了“太极”、“以太”的概念,但认其为物质的而非精神的“气”,指出宇宙的形成和发展,是源于“以太”的运动和变化。这种宇宙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宇宙静止观是相对应的。
对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