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1以上引文全出自《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1《救亡决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2《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11页。

病也”3。他强调理论必须是由“内籀”（归纳法）从许多个别、具体的研究之后得出的“公论”这才符合“科学”。严复正是据此对封建社会晚期最有代表性的6王之学展开批判视之为“心成之说尤多”的典型斥其“师心自用”、“强物就我”、“向壁虚造顺非而泽”。1严复在自然观问题上看到了宗教和科学的对立。他说：“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二家。一出于教一出于学。教则以公理属天私欲属人；学则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言学者期于征实故其言天不能舍形气；言教者期于维世故其言理不能外化神。”2在科学与宗教的对立中他站在科学一边反对宗教的唯心主义称赞“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3否定了宗教的创世说。他在《天演论》中还介绍了古希腊的原子论和辩证法思想批判旧学中的形而上学。还运用自然科学的“质”和“力”的概念描述万物的存在和相互关系“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4。严复正是基于这种科学的自然观肯定了中国古代荀况、柳宗元、刘禹锡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并相信人类能够依据科学“安治”社会。

但是严复在一开始宣传进化论的时候就无视人类社会展具有与生物进化不同的规律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因此否定社会的质变信奉社会改良论。所以在宣传天赋人权、批判封建君主时也没有得出废除君主的结论理由是“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1。同时作《天演论》（英文原名应为《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赫胥黎就自称为不可知论者严复除受赫胥黎影响外还受笛卡尔、康德的二元论以及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的影响因而宣称对经验之外的东西只能存而不论甚至说朱熹、6象山以至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庄子的“心止于符”“皆不可轻非”。他一方面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一方面又称“理至见极必将不可思议”2视事物和现象的本质为不可知。唯心主义仍在他的思想中保存着一定的地位。

进入二十世纪初严复虽仍在继续介绍西学希望“破旧学之拘挛”。

但又声言将西学“与旧学相辅为教”。于是他陷入了在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两面作战。他在光绪三十年（19o4）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就是一方面继续批判封建君主制度一方面又宣传君主和国民应该共同对之弊负责反对当时革命派的行动向梁启的“开明论”靠拢。其后他继续翻译的《群学肄言》和《群己权界论》都旨在强调无过无不及的折衷主义。又评点《老子》和翻译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前书把自由解释为“物各得其所自致”。以黄老之学的“无为”为“民主治道”；后书则强调社会展程序告诫人们对于变革“必俟层累之蜕化”“不能躐等”实质是主张取消民主革命。到了辛亥革命之后他就完全蜕变成为复古主义3《〈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1o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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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册，第44页。

2《〈天演论〉卷下论十六案语》，《严复集》第5册，第395页。

3《〈天演论〉卷上导言一案语》，《严复集》第5册，第325页。

4《译〈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第320页。

《辟韩》，《严复集》第册，第34—35页。

2《〈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040页。

者。

梁启超的新学和哲学思想梁启超（873—929），早年接受正统的传统教育，在十岁时开始接触西书，此后又受到康有为、夏曾佑和谭嗣同的思想影响，他的“新学”就是以上述三者为基础，通过自己汪洋恣肆、生动活泼、感情充沛的风格表现出来。他的时论、“诗界革命”、“界革命”和“新史学”等主张，都贯穿着要求思想解放的精神，但又呈现出庞杂多变的特征。

从大体上看，梁启超的学说，在光绪二十八年（902）以前主要是依据公羊学的变易观念，结合历史与现实，以政论和时评的方式宣传维新变法，抨击封建和社会上麻木不仁、因循守旧的心理，属于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理论。光绪二十八年以后，他不再谈“伪经”和“改制”，而是写下了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学的文章，如介绍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斯宾诺沙、培根、笛卡尔、康德的学说。此举一方面仍然具有思想启蒙的价值，但又有借西学抢占舆论阵地、抵制革命思潮，以及扭曲某些西方思想并将其与唯心主义的理学、心学相糅合的消极性。在传统经学方面，梁启超摒弃了康有为神化孔子为通天教主的粗鄙宗教形式，而用资产阶级文明来装扮孔子，称其为“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本质上是属于自由而非的学说，从而断言“孔教无可亡之理”。“文明愈进，则其研究之也愈要”，极力为思想的代表学说争取保留合法地位。他还写了于此后影响颇大的《新民说》，既讴歌“自由之神”，主张“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又将中国“积弱”的原因，归结于国民的“愚昧落后”、“道德衰败”和缺乏“国家思想”、“权利观念”、“自治能力”等等。宣传德国资产阶级的国家主义学说，称“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可见，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发挥和对西学的引进，主要是服从于尊孔保皇、对抗民主革命的宗旨。梁启超的哲学是儒学、佛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混合。戊戌政变后不久，他曾就世界的本原问题复述了佛学“境由心造”的观点，说“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2，这当然也是陆王之学“心外无物”的简单承袭。稍后在光绪三十年（90），他又通过日本给中国输入了马赫主义哲学，他说“盖言宇宙一切事物，其真有真无不可知，不过我见之为有故耳。若无我，则一切现象或竟不可得见。是与我相缘也，相缘故不能为绝对的存在，而只能为相对的存在也”3。把客观事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