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清帝诏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止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开办经历了44年之久的漫长岁月从而使延续了13oo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被近代教育制度彻底取而代之。这44年晚清新式学堂开办的历史可划分为洋务学堂的开办维新学堂的开办新政学堂的开办三个历史展时期。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开办留学运动也随之兴起。

第一节洋务学堂的开办与留学生的派遣洋务学堂的开办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清廷在洋务派的推动下逐渐开展了洋务活动希图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求富强。这样讲求西学、兴办洋务学堂成为洋务派开展洋务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包括专习“西文”和专习“西艺”两类专门新式学校。专习“西文”的近代学校主要有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上海广方言馆（同治二年1863）广州同文馆（同治三年1864）湖北自强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等。专习“西艺”的近代学校主要有马尾船政学堂（同治六年1867）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同治八年1869）天津电报学堂（光绪五年1879）天津水师学堂（光绪七年1881）上海电报学堂（光绪八年1882）天津军备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6师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水师学堂（光绪十三年1887）湖北铁路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光绪十五年1892）天津军医学堂（光绪十六年1893）湖北武备学堂和南京6军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等等。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开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开中国近代新式学校之先河。依据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以后中外交涉的条约均用英文书写仅在3年内可以附用汉文。当时清廷急需翻译人才以免受制于人为此同治元年（1862）恭亲王奕上《奏设同文馆折》认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主张设立同文馆。并以“止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为条件延聘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英文汉人徐树琳教习汉文并暗中兼为稽察同文馆由此产生1。同文馆开办不到一年于同治二年（1863）又添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奕奏设同文馆的目的仅仅在于培养满族翻译人员所以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o日）奏定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是仿照乾隆年间在清帝赞助之下创办的俄罗斯文馆的章程制定的。“章程”共有六款。主要内容是：（1）学生先定1o名最多不过24名；（2）中国教习工作两年而有成效者以知县录用；（3）设立提调满汉各一员；（4）考试仿俄罗斯文馆旧例分月考（每月初一）、季考（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岁考（十月初十日前）三种；（5）限年仿俄罗斯文馆旧例改定每三年由总署大臣亲试优者一、二、三等分授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别降、革、留学；（6）中国教习年俸与学生钱粮均仿旧例1。

与此同时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样的外语学校他认为：“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迪晓。”2因此李鸿章设想中的新学校应比京师同文馆具有更广泛的目标即在教授欧洲语言时也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李鸿章的建议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馆于同治三年（1864）在上海道台的监督下兴办起来。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第29—35页。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

2《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11—13页。

所取除1o名已经通习中文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外另外限取4o名由有声望的官绅保送的14岁以下的青年。学生们除了读经、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汉文课程之外还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讲授英文由一位中国教习讲授数学。广州同文馆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同治三年（1864）夏以同样的方式创办。

由于科举考试仍然是教育士子、铨选官吏的唯一制度因此这些专习“西文”的洋务学堂一开始就面临着给学生以什么样的出身和前途的问题。根据同治元年（1862）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第五款规定京师同文馆三年制优等毕业生可以被保举为七、八、九品官。然而上海和广州的学校却不能享受这个条款；因此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同文馆中的学生不得不在学习英文和数学的同时也练习作八股文以准备应乡试取得功名。

同治四年（1865）同文馆课程逐渐增添此后两年内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建立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军事企业对西方近代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需求。在李鸿章、左宗棠关于培养掌握新技术洋务人才主张的影响下同治五年（1866）冬奕、文祥上奏请于同文馆内专设科学馆讲习天文算学。他们认为：外国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没有一件可以离开天文、算学制器练兵如果不从这一根本上下着实功夫徒然袭其皮毛仍无用处；并主张鼓励举人和举人出身的官吏学习新开科目。同治五年十二月（1866年1月）奕等又奏请鼓励进士甚至翰林院编修报名学习新开科目并在三年课程结业之后给予“格外优保”1。然而科学馆的开办在清廷官吏中颇有反对者。同治六年（1867）监察御史张盛藻先上书反对认为天文算学是“机巧”对士习人心产生有害的影响。是年二月十五日（3月2o日）大学士倭仁也上书反对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并攻击奕等人想让中国人“奉夷为师”2。奕上书与之辩驳。结果同治帝赞同奕的观点诏谕：“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科学馆终于开办。但由于倭仁的影响那些报考同文馆天文数学科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僚们的讥笑与嘲讽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约定不受诱于总理衙门所提供的新机会。奕等向皇帝报告说由于倭仁的奏章已众所周知“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奕等被迫放弃了原来鼓励士大夫学习近代技术的计划而仅仅请求皇帝批准按照原计划举行新科目入学考试以接纳那些包括满、汉两族的72名报考者参加了入学考试。被录取的学生有3o名但最后毕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