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南下定于1918年6月12日召开正式国会。然而到了6月12日南下议员并未达到法定人数正式国会无法召开。于是借用1913年《议院法》第7条规定：“议员开会满一个月尚未到院者应解其职。”7月12日解除51名参议员、147名众议员之职。8月13日又根据同条规定：“但有不得已故障报告到院时得展期延至两个月为限”又解除58名参议员、69名众议员之职。遗缺由候补议员递补从而使参、众两院议员达到523名的法定人数于是宣告国会正式成立。9月16日、1o月19日分别补选褚辅成、林森为众、参两院议长。

国会成立后继续召开宪法会议进行未完成宪法草案的审议。但是这时军政府已经改组政府和国会被桂系军阀和政学系所控制。他们一方面迫使国会停止议宪另一方面以财政困难为由停止支国会经费使国会趋于瘫痪。

192o年2月24日国会被迫宣布停会。在议员中除少数拥护岑春煊的政学系留粤外大部分议员离广州赴上海。其间几经辗转直到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议员才又重新回到广州。

北方新国会的成立与制宪的流产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进行不久北洋军阀内部以直系冯国璋为的主和派反对以皖系段祺瑞为的武力统一派结果段祺瑞被迫辞去总理职务。段祺瑞下台后在天津张家花园召集各省军阀会议讨论对西南作战和对付主和派问题。12月6日北方的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等1o督军联名电请北京政2《大元帅答词》《军政府公报》第1号。

3《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4页。

4同上书第118页。

1《国会非常会议纪要》1917—1918年广州本。

府讨伐西南和迅进行新国会选举。31日曹锟等人又通电反对恢复旧国会要求选举新总统。冯国璋在1o督军的压力下被迫同意选举。

1918年2月28日公布由临时参议院修订的《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29日令内务部筹备新国会选举。3月6日又公布众、参两院选举和复选日期。23日下令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重新上台后为了排斥冯国璋他唆使徐树铮、王揖唐等人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新国会选举。6月19日督军团在天津开会提议徐世昌为下届总统。7月12日冯国璋颁布选举令定于8月1日前所选议员齐集北京。8月12日新国会宣告成立。由于这个国会是以安福系议员所组成史称“安福国会”。

安福国会开幕后于8月2o日至22日选出安福系王揖唐、刘恩格为众议院正副议长梁士诒、朱启钤为参议院正副议长。9月4日选徐世昌为总统。1o月1o日解除段祺瑞总理职务以钱能训为总理。段祺瑞虽然下台但由于“安福系之势力遍于全国”他仍然以参战督办名义操纵国会控制政府。

与此同时国会两院于12月中旬议决各选3o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从事制宪工作。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后决定废弃1913年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重新起草宪法。从12月27日起至1919年8月12日止共开26次会议拟订新草案1o1条。这个新草案“其条文十之七八仍抄袭二年《天坛宪法草案》”。后因192o年7月14日爆直皖战争皖系战败8月3日安福俱乐部被解散新国会于3o日之后无形消灭制定的新草案遂随之流产。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打败了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黎元洪被拉出来再次担任总统并恢复旧国会。次年直系军阀曹锟逼黎元洪下台以重金收买国会议员选他为总统世称“贿选总统”。他所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人们称为《曹锟宪法》或《贿选宪法》。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曹锟兵败被囚禁《贿选宪法》也随之作废。在军阀统治下要实施宪政根本不可能。

第十三章兵制第一节湘军湘军起源与初创清朝兵制的变化始自咸丰年间湘军的出现。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2月）曾国藩在湖南长沙组建起以招募农民为勇、由绅士管带、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为特色的湘军从而以募兵制取代了清朝长期实行的兵权掌握于兵部、兵皆世业、将弁由清廷按定制委派的世兵制。

在湘军出现以前八旗早已腐朽清朝所依赖的主要军事力量为采用世兵制的绿营。当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冲出广西、攻入湖南并向湖北挺进之际清朝的军队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均一败涂地无力阻止太平军的攻势。咸丰帝在无奈中于年底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反动武装希望以此举措扼杀太平天国。湘军正是作为这样的地主武装中的一支而出现的。

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在湖南湘乡（今属双峰县）因丁母忧守制在籍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接到了清廷“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的谕旨1。十二月二十一日（1853年1月28日）曾国藩来到省城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张的幕宾左宗棠等人“感慨深谈”“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2。在曾国藩抵达长沙的两天之前左宗棠代张亮基拟有《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根据湖南能力阻太平军对长沙长达8o余日的进攻而终于迫使太平军退兵的经验强调要编练一支善战的勇营。折中指出：“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3曾国藩对张亮基、左宗棠的这项建议表示赞同他在到长沙的第二天撰有《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指出：“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原因是“所用之兵未经练习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因此他强调：“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照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效”他“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4。这两份内容稍异但根本点相同的奏折构成了张亮基、曾国藩、左宗棠创办湘军的最初设想。他们都认识到绿营兵训练不精不足与恃的状况都想要建立起由绅士管带、招募乡勇并采用戚继光的成法进行编练的军队。恰在此时张亮基于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