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干支下面书一“朔”字由此可以推知本月以下干支各是哪一天。

实录记载皇帝的举止言行包括典礼、祭祀、视朝、巡幸等；各部院及地方学政以上官职除授武职总兵以上除授新疆、西藏等地将军及领队大臣以上官职除授奉使国外陛见大臣进退奖惩；官缺裁设衙署移驻；文武官员选法、品级、考课则例有大更动者；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蠲免粮赋；漕运、钱法、茶盐、榷关则例有更动者；官员俸禄和军士月粮则例有更动者；定礼仪、正乐律、治历法、勘方舆一切经钦定者；天象云物、气候应征、日食、星变、地震等颁历进春；乡试、会试、殿试、传胪；国子监及直省学政条例有更定者；恩赏、旌表；命将出师调兵筹饷开拓疆土改土归流；兵制、驿传；刑罚；坛庙工程河堤水利等等。可以说举凡朝章国政无所不包事无巨细均由皇帝躬亲裁决。

清朝实录自道光以后属于近代计《宣宗成皇帝实录》476卷、《文宗显皇帝实录》356卷、《穆宗毅皇帝实录》374卷、《德宗景皇帝实录》597卷以及《宣统政纪》7o卷。清朝实录自乾隆以后记事者少主要是选录上谕几乎成为按日排比的谕旨汇编。

臣下奏章只在上谕中扼要述其内容而后书明皇帝是如何裁处的。外省来的奏报不是按出奏的日期编排而是按皇帝批阅裁处的日期编排。为封建皇帝修实录自然是以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为其根本思想。对人民革命斗争的诬蔑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对皇权的崇拜和皇仁的感戴都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政治需要的反映。作为史料来看实录的价值是高的：（1）内容重要。实录记载皇帝的活动记载他出谕旨批答奏章这是最高层的核心文献。这些记载一般来说都是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2）材料丰富。实录所涉及的诏令奏章包括了一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天象星变等自然现象的记载内容十分丰富且卷帙浩繁道光朝以下的实录即达到1873卷。（3）编纂体裁优越。实录为编年体的史料长编历朝大事均按时间顺序扼要记载便于了解一代大政的主要线索。（4）史料的可信性强。实录根据起居注和其他有关档案编纂而成所根据的多系原始文件是第一手资料。

不过实录是为本朝皇帝编纂的和易代以后为前朝皇帝修史者不同歌功颂德自不待言有对朝廷不利之处或回避或篡改。清初《实录》一改再改已为治清史者所熟知。近代《实录》亦不免有“不实”之处。例如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病危召内廷王大臣在寝宫奉面谕写了两道谕旨：（1）“皇长子御名（按指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2）“皇长子御名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这两道谕旨的原件至今尚在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军机处上谕档》中。而在西太后等动辛西政变后否认咸丰皇帝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遗命说那是肃顺等人矫诏“自不应纂入实录中”1。咸丰、同治两朝的实录均只编入立载淳为皇太子的上谕对咸丰派八大臣赞襄政务的上谕则讳莫如深。

收入实录的上谕有些被篡改。例如光绪二十六年（19oo）义和团运动时期六月初六日乙亥谕内阁云：“现在朝廷弹压（招抚）义和团民各以安分（忠义）相勉不许妄动以安人心（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括号里是根据档案校出的原文可以看出把褒奖义和团篡改成弹压义和团已远非原意。所以又有实录不实之讥。

实录馆纂修每朝《实录》的时候又选取部分谕旨编成该朝《圣训》“垂训后世”教育子孙。乾隆二年五月上谕命令汇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圣训》颁行天下。至光绪年间又添上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上海有《十朝圣训》的印本行世。总计922卷。台湾又有影印本。

《实录》有记事文字《圣训》则只采上谕。《实录》按年月日编排《圣训》则是分类编排每一类中的谕旨再按时间先后编排。清廷将《实录》和《圣训》互相参照作为一朝政要记载历朝视为大政采取不同的编纂方法是各有所长的。

清初《圣训》分类较少只二三十类。而至近代既多内忧又有外患国势衰微事务殷繁宣宗、文宗、穆宗三朝《圣训》分类增多了卷帙也增多了。《清宣宗圣训》13o卷《清文宗圣训》1oo卷《清穆宗圣训》16o卷。《十朝圣训》共922卷前七朝2oo年事共532卷近代三朝5o多年共39o卷占《十朝圣训》总卷数的42％。

《圣训》的价值在于：（1）分类编排查阅某类事的有关上谕时比较方1《谕内阁著即销除载垣等所拟赞襄政务及驳斥董元醇谕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139—14o页。

便；（2）《圣训》所收谕旨间有《实录》未收的可补《实录》之阙；（3）这是颁行天下的官书可从而了解和研究清朝廷是用什么教育臣民施行其思想统治的。《圣训》作为史料看的不足之处是：（1）一些机密性的谕旨在《圣训》中是看不到的；（2）《圣训》重在立言谕旨中述及具体事务者多有删节；（3）内容缺少仅凭《圣训》所收谕旨是往往看不出所涉及的事情的原委。

《东华录》《实录》藏之大内外间无由得见。乾隆时蒋良骐供职国史馆得见自太祖至世宗五朝《实录》及其他史料档案择其有关“朝章国典兵礼大政”1者摘要抄出按日排列体例一如《实录》共得32卷因抄录于紫禁城之东华门内名之为《东华录》。至近代又有王先谦、潘颐福、朱寿朋三家《东华录》续出。

王先谦于同治光绪之际编纂《东华录》先后成乾隆朝12o卷嘉庆朝5o卷道光朝6o卷咸丰朝1oo卷同治朝1oo卷名之为《东华续录》。又“病蒋氏简略自天命迄雍正录之加详”1计前五朝共1oo卷合《续录》总名之为《十朝东华录》。

王氏《东华续录》之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属于近代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王先谦显然略前者而详后者。道光朝《实录》中关于鸦片战争的谕旨《东华续录》抄的不多且常压缩。如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日（1841年5月11日）有一道谕旨命令在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等“分路兜剿”不管以前“琦善与义律如何说话”总要将“英人占据之香港”等地方“尽行收回”而同时对于合法外商“著该将军妥为抚绥”2。而在《东华录》中把这道上谕仅归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