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清代的“起居注”自康熙以后按月皆有缮本每月两册成为定制1。在康熙雍正时期统治者为了宣示其武功出现了“方略”一类史书。

康熙二十年（1681）所纂《平定三逆方略》（6o卷）是清代的第一部“方略”。此后康熙二十七年（1688）纂成《平定罗刹方略》（4卷）四十三年（17o4年）又纂《亲征平定朔漠方略》（48卷）。其后成为定例从乾隆至光绪每当一次军事行动以后都要下诏修“方略”由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1。

在史学史上有较高地位的正史——《明史》成书于康熙雍正时期。《明史》之修纂从顺治二年至雍正十三年前后经过九十一年之久。是历代官修正史中费时最长的。

康熙帝还命令修纂了两部地理类著作即《钦定皇舆表》（16卷）和《钦1参见李宗侗：《中国史学史》第161页。

1梁章钜：《栖垣纪略》卷14《规制二》。

定方舆路程考》（不分卷）。又修成《御定清凉山志》（1o卷）是为清代第一部官修的方志性质的图书。

雍正朝官修图书有其一定特点。先雍正时公布了一批档案材料并分别命儒臣编辑成书计有《上谕内阁》（159卷）、《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复》、《谕行旗务奏议》（各3o卷）、《朱批谕旨》（36o卷）。其次修纂了一批训诫臣民的书籍如《执中成宪》（8卷）前四卷录上溯唐虞下迄明孝宗历代帝王之嘉言善政后四卷则录诸臣论说之被认为“裨于治道者”2。以警诫臣民。第三又命令编纂了《八旗通志初集》（25o卷乾隆四年成书）当时所以提出修纂此书是与满洲贵族在入关八十余年满汉逐渐融合的趋势下欲保持其特殊权利的思想不无关系的3。

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书中也出现了几部较有影响的自然科学著作如《数理精蕴》（53卷）、《历象考成》（42卷）其中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文科学成就也吸收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天文历算知识4。稍后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辑成有利农业生产的《月令辑要》（24卷）又《图说》（1卷）修成《广群芳谱》（1oo卷）此书是中国植物总集是当时的重要植物学著作。雍正十二年纂修的《工部工程做法》（74卷）是工程学方面的著作。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图书中还出现了数部有分量、有影响的大型类书形成官修图书事业的一大特点这个时期也成为中国类书的集大成时期。编纂的主要类书有：康熙四十九年（171o）敕命张英等编纂的《渊鉴类函》（45o卷）；五十年命张玉书等编纂的《佩文韵府》（1o6卷）；五十五年命张廷玉等编纂的《韵府拾遗》（12o卷）；五十八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骈字类编》（24o卷）；六十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子史精华》（16o卷）；六十一年命何焯等编纂的《分类字锦》（64卷）以及康熙时命纂、雍正时成书的著名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oooo卷）。

《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明《永乐大典》以后最大的一部类书。此书原名《汇编》康熙时由陈梦雷等纂辑成书但未刊刻。雍正即位后又命蒋廷锡等重新编校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年（1726）用铜活字排印共印六十四部。全书1oooo卷分为6编32典61o9部约一亿字。内容包括了当时的全部学问。从其组织体系及编辑体例上考察也远远过以前的类书。

康熙、雍正时期还曾修纂了一批参考工具书。查考字词的工具书有《康熙字典》（42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由大学士张玉书等奉敕撰。又有《音韵阐微》（18卷）康熙五十四年命撰雍正四年成书。

这个时期还修纂了一些词、曲谱和诗文总集。康熙四十四年（17o5）孙岳颁等奉敕纂辑的《佩文斋书画谱》（1oo卷）是古书画鉴赏方面的重要参考工具书；康熙五十四年（1715）王奕清等奉敕修撰的《词谱》（4o卷）、《曲谱》（14卷）是填词作曲和研究词、曲的重要参考书1。康熙五十二年“御定”的《律吕正义》（5卷）是研究声乐之学的重要参考书。编纂的具有参考价值的诗文总集有：《古文渊鉴》（64卷）由徐乾学等编注；2《执中成宪·序》3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序》。

4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o6。

1参见《四库全书书目提要》卷199《清朝文献通考》卷236。

康熙四十二年彭定求等编《全唐诗》（9oo卷）康熙四十五年陈元龙等奉敕编成《御定列代赋汇》（14o卷又“外集”2o卷“逸句”2卷“补遗”22卷）；是年又成《佩文斋咏物诗选》（482卷）。四十六年陈邦彦等奉敕编《历代题画诗类》（12o卷）沈辰垣等奉敕编定《历代诗余》（12o卷）。四十八年张豫章等奉敕编《四朝诗》（292卷）；五十年郭元釪奉敕编《全金诗》（74卷）。五十二年又编《唐诗》（32卷“附录”2卷）。这些书籍的纂辑对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其中大多数至今仍被人们视作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工具书使用。

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乾隆时期是官修图书的繁荣阶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经学方面的著作集中于乾隆前期先后编撰了《四书文》、《三礼义疏》、《周易述义》等书。

第二史学著作大都是记录当代历史者。

乾隆帝极为重视当代史的编纂。除有常设的国史馆修当代史外乾隆七年（1742）还修成《国朝宫史》36卷（二十四年又予增修）。特别是纪录当代一重大事件（主要是军事事件）本末的“方略”、“纪略”在这一阶段修纂得最多。以其编纂的年代排列计有以下数部：《平定金川方略》32卷乾隆十二年撰；《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54卷“正编”85卷“续编”33卷。

乾隆三十七年撰；《临清纪略》16卷乾隆四十二年撰；《平定两金川方略》136卷乾隆四十六年撰；《兰州纪略》21卷乾隆四十六年撰；《石峰堡纪略》2o卷乾隆四十九年撰；《台湾纪略》7o卷乾隆五十三年撰；《安南纪略》3卷乾隆五十六年撰；《廓尔喀纪略》54卷乾隆六十年撰。

此外还有乾隆三十八年所撰《开国方略》32卷；四十七年所撰《河源纪略》36卷也当划归此类。

第三此时编纂的典章制度著作很多成绩较大。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十通”有六部是乾隆时期所修的即《续通典》（252卷）、《皇朝通典》（1oo卷）、《皇朝通志》（2oo卷）、《皇朝文献通考》（266卷）等。为修“三通”乾隆皇帝曾特命开“三通馆”组织儒臣修撰。

乾隆时期修典章制度书也与修史书一样特别注重当代。除上述“清三通”是记当代典章制度之外还撰辑了《大清通礼》（5o卷）《皇朝礼器图式》（18卷）又修成专纪翰林院典制的《词林典故》（8卷）专纪学校、科举等典制的《学政全书》（8o卷）专纪国子监的沿革及典制的《国子监》（62卷）、专纪救荒救灾之政的《康济录》（4卷）等等。

更为值得指出的是在乾隆时期专门纪述当代典制的“则例”一类书籍得到很大展形成清代修纂“则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