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士的活动对中俄关系有一定影响。这些活动先是教士来华和创造传教条件。俄国人信奉东正教该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已有从雅克萨俘获来华的东正教徒他们被编为镶黄旗佐领。那时清朝康熙帝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在俄人住区赐建一座庙宇供其作礼拜之用。后来住北京的东正教徒把庙宇改为“圣尼古拉教堂”也称“北馆”由主教米拉提主持。俄国彼得一世很重视其教士的在华活动17oo年特谕选有名望的教士充任托博尔斯克区的主教使其在中国和西伯利亚展教徒特别是争取中国上自皇帝下至居民对传教事业的支持。1712年来华的俄国商队专员向中国提出派青年传教士来华接替年老的米拉提主教。后来还是康熙帝主动提出俄国可派教士来华于是在图理琛出使俄国返回途中从托博尔斯克带来主教伊拉利昂·列扎伊斯基及教徒七人。从这时起北京就正式驻有俄国传教士了1。1719年伊兹玛依洛夫来华经过请求为俄国商人开办教堂清朝答应给予一块地基修建教堂2。1727年中俄《恰克图界约》明文规定俄国传教士可由一人再补充三人即不但教士团常驻北京合法化且人数也有所增加。1732年在俄罗斯馆旁又建立供来华商人们用的教堂称为“南馆”。后来在南馆内建“奉献节教堂”俄传教士团来华就住在此馆由清政府支给部分生活费。自1715至184o年鸦片战争俄国共有十二届传教士团来北京。

在华的俄国传教士活动积极方面的是加强了彼此的宗教和文化交流。

中国最先允许俄国派学生随教士团来华学习汉语和满语个别也有学痘医的。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到鸦片战争前俄国先后来华的学生共有三十七人这是当时其他和中国有关系的国家望尘莫及的。同时清廷为培养俄语翻译人才在理藩院既设俄罗斯馆又选八旗官学生二十四人入馆学习。课程主要是俄语其外也设蒙、藏、拉丁语等课程。五年考试一次考中一、二等者予八、九品官。有一些在华的俄国传教士和留学生成了著名的学者。图理琛所著《异域录》曾为主教、学者伊拉利昂译为俄文传入俄国。伊拉利昂回俄后在彼得堡科学院教授汉语和蒙语。教士毕楚林对中国及蒙古、西藏的历史有很高的造诣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行世。曾任第九届使团团长的修士大司祭雅金夫·比丘林曾把《西藏志》、《蒙古最初四汗史》、《西藏和青海史》、《北京志》、《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三字经》等译成俄文。比丘林回国后成为俄国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奠定了俄国汉学的基础。他是著名诗人普希金的朋友普希金从他那里得知很多有关中国的科学知识和情况。第十一届传教使团的一名学员帕维尔·库尔良德采夫1832年因1[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第33页。2[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92页。

病回国带去三十五册《石头记》手抄本或许是从中国最早传到俄国去的一部《红楼梦》。同届的学员科瓦尼科在《祖国纪事》杂志上表所著十篇《中国纪行》其中第九篇介绍了《石头记》的片断等引起了文学家别林斯基的注意并给予评述。

俄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有的披着宗教的外衣为沙俄的侵略扩张效劳。他们在中国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或作为俄国官方的代表从事与教士不相称的勾当。沙皇政府给传教士的经费不断增加他们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传教士团的大司祭往往由和俄国政关系密切的要人担任。俄国政府还利用他们的留学生在理藩院充当翻译的机会盗窃中国情报。1738年俄国留学生布里亚特人罗索兴因盗去一份详细的中国全图而获得准尉军衔和每年一百五十卢布的赏金。俄国的一些传教士还和在华的西方耶稣会士取得联系利用耶稣会士到中国早知道的中国情况多从他们那里刺探有关中国的情况。东正教士的这些政治性活动引起清朝的警觉和怀疑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奏称：“（俄国）在京读书子弟亦不可任其出入使知内地情形舆图违禁等物禁勿售与。”1当然清朝的限制并未完全收到预想的效果。在中国走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过程中这些传教士更多的扮演了为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角色。

1《朔方备乘》卷12《俄罗斯馆考》。

丙编典志第一章农学和农业技术清代的农业生产和明代比较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只是植棉区比明代有所扩大和增多到清末大致形成了江浙沿海、两湖、皖赣沿江和华北平原四个重要产棉区。整个农业生产力展比较缓慢技术上有些局部的改进和提高。

第一节农具和农田水利农具农具方面出现了“深耕犁”。《马农言》称：“然也有特用深犁者地力不齐也。”清代深耕到何程度《知本提纲》中提到“有浅耕数寸者有深耕尺余者有甚深至二尺者。”又记：“用犁大小因土之刚柔刚土宜大柔土宜小”；开垦荒地则用“坚重大犁或二牛或三牛以开之”。说明当时的犁有大犁、小犁和坚重犁之别。深耕犁的展反映了耕作技术的提高。小型农具在清代进一步完善如稻田整地灭茬的农具辊轴大约由■■展而来作用是把田间杂草和秧苗同时滚压入泥过宿之后秧苗长出而草则不能起。《致富纪实》一书中谈到种植双季稻时使用的一种农具在早稻收割后“不再犁田铺石灰一道用匍蓘将禾兜打落便可插秧”。道光年间（1821—185o）贵州遵义一带出现一种名为“秧马”的农具其形制和作用与宋元时记述的“秧马”不同而类似辊轴用以掩杀绿肥和杂草。以上农具在双季稻地区作用尤为明显。塍铲、塍刀是清代南方丘陵地区水田作业的两种农具用以整治田埂。这种农具灵巧轻便能提高作业度和质量《梭山农谱》记有其形制。《梭山农谱》还记述了一种水稻除虫工具：“田家奋臂举梳行累累就毙矣。虫当梳者血肉俱糜梳齿上”。《农言著实》著录一种适应于北方旱作地区的中耕除草工具：“漏锄”。这种锄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