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府是植桑最盛行的地区。清代浙江湖州府“尺寸之堤必树之桑”4。广东顺德县境内有方圆百里之地十余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普遍“种植桑树以饲春蚕”5。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亦有农民植桑以桑叶卖与养蚕户。甘蔗的种植主要集中广东等地。广东的番禺、东莞、增城、阳春等县蔗田与禾田几乎相等可见甘蔗的种植面积是很大的。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不仅丰富了人民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为手工业的展提供了原料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但是另一方面又带来与粮食争地问题。特别是原来粮食生产比较达的江浙地区由于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桑树的大量种植使本来大量外销粮食的这一地区出现了依靠从外地运粮补充的现象。连雍正帝也看出这不是久远之计于是清廷采取了一些平抑和限制措施。但是由于农产品商品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这一矛盾的解决只有依靠价格规律自身来调节。而当时国家政局稳定全国整个农业经济稳定展湖广、四川等地方粮区的大批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江浙等地而江浙地区的棉纺织品、丝织品、烟草等亦运往各地。这种互相依赖、互相补充局面的形成使整个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

与此同时国库充盈康熙四十五年库存帑银五千余万两雍正中增至六千余万两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库银长期保存在六千万两以上最多时达八千余万两。因此文化事业也很达编纂了多达七万九千余卷的《四库全书》等类大部头丛书。清朝进入了人们赞称为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1《御制棉花图·收贩》。

2光绪《畿辅通志》卷74《物产》引自《河间府志》。

3《皇朝经世文编》卷36《户政》。

4同治《湖州府志》卷29《风俗》。

5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卷5。

辽阔、社会繁荣、文化达的“康乾盛世”时期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东方。第五章嘉道渐衰第一节政以贿成昏庸腐朽自乾隆末年至嘉庆道光时期在清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中土地高度集中财政极度匮乏吏治极端军备严重废弛这个盛极一时的封建国家已迅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全国范围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迅激化。

清中叶以后随着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势力的日益巩固和展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开始了对土地的疯狂兼并。满洲贵族在入关后即以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田等名义圈占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1669）清廷虽然正式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后满洲贵族仍然依恃政治特权继续广占良田。乾隆时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庄即达六七千万亩。满族大官僚亦竞相抢占土地。乾隆时当政二十年的大学士和珅占地数千顷道光时的大学士琦善占地二百五十六万多亩。汉族大官僚对土地占有的数目亦十分惊人。嘉庆时的两江总督孙玉庭在山东占田三万余亩。一般大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动辄成千累万。乾隆时直隶怀柔郝氏“膏腴万顷”1。道光初年直隶沧州袁氏占田二千顷。在贫瘠的陕甘地区大地主往往乘农民破产逃亡之机大量占夺民田。“遂有一户而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1这时期一些大商人利用拥有的大量资金来抢购土地。嘉庆时湖南衡阳因经营山场、贩卖木材致富的木商刘重伟其子孙田至万亩。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广大农民则因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湖南巡抚杨锡绂即指出湖南土地集中的严重情况。他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2土地的集中愈演愈烈最后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的严重局面。大批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和雇工或成为耕无田、居无所的流民。沦为佃户的农民被迫承受地主阶级高额地租的残酷剥削。当时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户六）一般是对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佃农除了向地主交纳正额地租外往往还得向地主缴纳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种节令时日农民要向地主缴纳鸡、豕、鱼、帛等等应时之物。除此而外农民还需负担清廷的各种捐税。这样农民终岁辛勤所得已一半甚至大部被地主阶级剥夺去了。一遇水旱灾害农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纳地租捐税。许多人不得已而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沦为流民者有的不顾清廷的禁令进1昭梿：《啸亭杂录》卷2《本朝富民之多》。

1叶梦珠：《阅世编》卷1。

2《皇朝经世文编》卷39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

入东北、蒙古及沿江、沿海的封禁地区。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备尝还要设法应付官府的驱逐颠沛流离难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镇街头沿街乞讨。嘉庆时北京城内沦为乞丐的流民达十万多人。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得走投无路也极大地束缚、摧残着社会生产力的展。这正是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乾隆中叶以后、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残酷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向绝境。与啼饥号寒、无以为生的广大农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清代封建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之风实自乾隆朝开始。乾隆帝当政六十余年既为清皇朝建立了不世功业亦留下了衰落疲败的种因。乾隆中期以后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六度南巡而“供亿之侈驿骚之繁转十倍于康熙之时”。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岁生辰中外臣僚纷集京师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十余里中“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各地督抚之贡物争奇斗巧“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1。此后在皇太后八十寿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寿辰时“京师巨典繁盛”与皇太后六十寿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竞相效仿。嘉庆道光时河吏的奢侈是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