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通记》删定王守仁《传习录》并作《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等。为了挽救王守仁心学危机刘宗周在提出“慎独”之后这时又以“诚意”之说示学者谓：“天下国家之本递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到意处已无可推矣。”1自此专举立诚之旨希望人们以至诚的精神进行内心省察以求得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崇祯十四年九月崇祯帝以刘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能及”授其吏部左侍郎。疏请收回成命不允。次年五月接邸报闻清兵破宁远入锦州李自成农民军进围开封。面对着清军的强大攻势和农民起义军的熊熊烈火刘宗周终于抛弃了个人恩怨改变了“无意再仕”的想法奋起曰：“际此时艰岂臣子言病日乎？一日未死一日为君父之身”2遂风风火火带病束装入道。至淮安献圣学三篇凡数千言一曰明圣学以端治本二曰躬圣学以建治要三曰崇圣学以需治化3。八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入朝上振肃风纪之要曰：建道揆、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4。又上《辟门大典疏》请严考选劾纠御史喻上猷、河南巡按严云京荐旧给事中袁恺、戍籍御史成勇。辅周延儒得疏“怏然不悦”。十一月清兵再次入口京师戒严崇祯帝令大小臣工上言献策。刘宗周应诏陈言备边大略认为一切当“以安人心为本计”。而欲安人心应旌血战阵亡卢象昇急追戮误国奸臣杨嗣昌逮捕跋扈悍将左良玉并献防止清兵南下召募勇士诸策1。闰十一月崇祯帝在中左门召见廷臣议督抚去留事诸臣以次奏对完毕。御史杨若侨荐西人汤若望制造火器上许之。宗周先后两次出班奏言极力反对。说：自古以来用兵之道在于行仁义有节制。火器无1《刘子全书》卷十六《痛切时艰疏》。

2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九年条。

1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九年条。

2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十五年条。

3《刘子全书》卷十七《不能以身报主疏》。

4《刘子全书》卷十七《条列风纪之要疏》。

1《刘子全书》卷十七《应诏陈言疏》。

益于成败且将来必为中国之害。“汤若望西番外夷向来倡邪说以鼓动人心已不容于圣世。今又创为奇技淫巧以惑君心其罪愈不可挽乞皇上放还彼国以永绝异端以永遵吾中国礼教冠裳之极。”崇祯一听甚为不怿曰：“火器乃国家长技汤若望非东寇西夷可比不过令其一制火器何必放逐。”2刘宗周在朝不畏权贵不计个人安危屡屡上书匡救时艰揭露晚明苛政有时还敢于为民请命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在经世致用之学方面尤其是在对待外国科学技术方面他居然比不上一个封建皇帝。与其同时代且同成长于江南大地的徐光启、宋应星、陈子龙等人注重国计民生、致力科学研究相比较就显得更加可悲了说明他的思想极端保守和落后。

在这次中左门召见中刘宗周还单枪匹马出面申救因言事而入狱的给事中姜埰和行人司副熊开元。曰：皇上方下诏求言乃一日而逮二言官下诏狱“甚伤国体”。崇祯向来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二言官下狱是他亲自定夺的。所以刘宗周的意见更加惹火了他怒曰：“朕处一二言官如何遂伤国体。”严厉责备宗周是“藐视徇私大负委任”“如此偏私岂堪职宪”。同时怀疑熊开元上疏是出于宗周之指使。实际上刘宗周与二言官素无关系。崇祯帝不容分辩遂下“革职下理之旨”1欲予以重处。后因辅臣奏其年老才减为革职为民。这是刘宗周入朝以来第三次遭此重治。十二月初辞朝出京。

次年六月抵家门次第成《读易图说》、《古易钞义》、《证学杂解》、《良知说》诸书继续阐明心性之说为王学补偏救弊。在《读易图说》一文中刘宗周针对宋元以来老生常谈而又各执一说的“理”与“气”关系问题提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2。认为“气”不仅是构成天、地和万物的本原而且也是产生精神的“理”的根源。“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离气无所谓理”有是气“才有是理”3。从而否定了程、朱的“理本气末”论。但是他又把“理”与“气”混为一谈曰：“盈天地间一气也气即理也。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人、物得之以为人、物也”4。可见他的思想又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他继承王学又修正王学。在《良知说》一文中刘宗周反对王守仁“不虑而知”的先天论因此在赞扬王守仁“致良知”说的同时颇有贬斥王学之语。谓：“阳明子言良知最有功于后学。然只是传《孟子》教法于《大学》之说终有分合。”“只因阳明将意字认坏故不得不进而求良于知；仍将知字认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于心种种矛盾固不待龙溪（按：王畿）驳正而知其非《大学》之本旨矣”5。明末王学的没落同它在明中叶崛起一样都是历史展的必然。刘宗周一生辟佛晚年尤其反对佛学的玄虚力图使王学从与禅学的合流中摆脱出来恢复王学的统治地位为此他不遗余力地为王学辩难其结果只能是一番徒劳“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门人董玚说他对王学“信2《刘子全书》卷十七《敬矢责难之谊·附召对纪事》。

1参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o6页。

2见《刘子全书》卷二。

3《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中》。

4《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中》。

5《刘子全书》卷八。

之笃故其辨之切”。1这说明刘宗周的整个思想倾向直至最后还是属于王守仁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他的学术思想对清代浙东学者如黄宗羲等颇有影响。

崇祯十七年五月刘宗周在家闻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大申所谓“讨贼”之义。请绍兴知府“起兵勤王”不敢应。即亲赴杭州鼓动浙江巡抚黄鸣骏并贻书左良玉、刘泽清、郑芝龙诸将领冀求会师北上“讨伐”李自成。明亡已成定局刘宗周竟如此到处奔走呼喊诚可谓“不识时务”充分暴露出他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比之当时一般人尤为顽固。同月福王监国南京起他为原官。当时李自成已经撤离北京京城已为清兵进占清军已成为主要的敌人。刘宗周却以大仇未报不敢受职。六月由绍兴抵抗州自称“草莽孤臣”再次重弹“讨贼”之义曰：“今日大计舍讨贼复仇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无以作天下忠义之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