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了当时官员队伍的骨干从而使人们感到了一种人才济济的局面。

明朝人对宣德间的吏部是十分赞许的。明代史家焦竑曾说蹇义“公官冢宰者三十年取人先纯朴而黜浮华故永、宣之间士风吏治庞厚可观”。又说郭琎“公秉衡十四年务采实行不用浮薄游声誉之士。虽为内阁所侵能坚忍持正自行其志”1。

这当然与宣宗本人有很大关系他在对儒臣们谈到致治在于用人时曾说：“《易》泰、否二卦尽之矣。君子进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谓泰；小人进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谓否。泰之时人君大有为所以成参赞之功；否之时君子引退则不可以有为矣。求否泰之端则在乎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当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隐。”1这段颇为辩证的谈话体现了宣宗用人的原则。他在选用官员时依靠蹇、夏、三杨等元老推荐说明他态度的慎重；但他又不听元老的安排郭琎的选任虽有杨士奇等人反对他仍然坚持使用并擢为吏部尚书又反映出他在用人上的开拓精神。

对于荐选官员中的草率不经宣宗是不能容忍的。御史谢瑶在荐贤时将其人姓名写错宣宗对吏部说道：“今荐贤不知其姓岂能知其才？轻率如此岂称御史之职？”遂将其谪为交阯大蛮县知县。2这种认真的态度无疑为官员们敲了一次警钟一个人才济济的宣德治世就这样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来临了。

1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宠遇》。

1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第四节守成之君明朝自太祖建国成祖夺位前后五十多年作为创业之世虽嫌长了一些却实在如此。本来太祖三十年治国到建文固可做守成之君偏偏又有成祖起兵“靖难”内战纷起骨肉相残明成祖用武力奠定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守成之世便落到仁、宣头上。

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去世未久刚刚登极的仁宗便在宫中召见了侍臣。“守成之主动法祖宗斯鲜过举。”他把自己明确说成了守成之主。“后世为嗣君者往往作聪明乱旧章而卒至丧败不救可为鉴戒。”他接着又说道：“朕十余岁侍太祖皇帝侧亲见作《祖训》屡经改易而后成书于闲暇时即召太孙及诸世子于前分条逐事委曲开谕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为天子为藩王能每事遵守岂有不福禄永远者？”1命司礼监重新刊刻《祖训》并颁诸王世子其目的可能还在于加强对藩王们的控制。但是他同时讲到了一个问题即守成的原则问题。仁宗的守成原则是“动法祖宗斯鲜过举”。

五年以后也就是宣德四年（1429）正月宣宗在斋宫中对大学士杨士奇也谈到了守成的问题。

“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夜惓惓。”宣宗这样讲是不过分的。因为仁宗虽然也力图于守成中有所作为但他毕竟在位太短宣宗即位之初的几年与群臣计议国事确实下了一番功夫。然而宣宗在守成的原则上与仁宗又不尽相同。他不像仁宗那样去强调敬天法祖。

“隋文帝户口繁殖自汉以来皆莫能及。议者以当时必有良法享国不永故无传焉。此未必然。”他以隋文之治为例指出：“夫法存乎人。理财国之大务汉、唐初政立法未尝不善而子孙力役繁兴费用无度无下不能不凋敝隋文克勤克俭足致富庶岂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后世犹有存者亦未尝计其享国长短也。大抵人君恭俭则生齿日繁财赋自然充足。”2宣宗的这番话很有意思后世所存既然有非先王之制也就是说先王之制是可以改变的。世无定法关键在于守成之君的作为。这比起仁宗一味主张动法祖宗要进了一大步这也是宣宗比仁宗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

诚然洪武、永乐的盛世是很了不起的。史书上称：“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1但那是个国富民穷的时代。巨大的收入难于应付更大的支出。史书中亦称：“当是时兵革初定论‘靖难’国臣封赏分封诸藩增设武卫百司。已又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部宫阙供亿转输以钜万万计皆取给户曹。”并有成祖五次亲征蒙古以致“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灾眚迭作内外俱疲”2。所以仁宣之治的要领在于减少这类大规模的开支。仁宗先罢西洋宝船并罢迤西市马及云南、1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八。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明史》卷一四七《夏原吉传》。

交阯的采办。宣宗二年又放弃交阯。这些举措对于改变永乐后期经济困难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并未能根本解决财政的艰难。

宣宗即位的前几年他将主要精力放到了人事安排上面在元老将退的形势下积极选拔新人努力创造一个人才济济的局面终于形成了一个由元老、新人和更年轻的初仕官吏组成的梯队形官吏体系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于是从宣德五年（143o）起他开始实行一套恢复经济的措施。

这一中心工作的转变大约是在宣德三年（1428）六月至四年底。

三年六月罢左都御史刘观以顾佐代。那也是为了解决官吏的贪浊之风。顾佐任都御史后风宪部门得到整肃吏治逐渐走上了正轨。

这是人事安排的关键一步第二年十月张瑛、陈山被调离内阁张瑛出任南京礼部尚书陈山则专职教授小太监读书。张、陈是宣宗为太子时东宫旧僚这次被排斥出参预机务的核心之外其原因在于陈山“寡学多欲而昧大体非君子也”。又“于诸司征求不厌”。“瑛行事亦类山”1。这种索贿行为与当时的反贪颇不相宜于是又引出主张罪废赵王的往事。张瑛、陈山调离内阁意味着朝廷中的人事安排基本上告一段落了。

从宣德五年（143o）五月起宣宗开始着手经济的整顿。这一年的两次任免目的都是为了财政治理。第一次是重要地区知府的任命第二次又因天下财赋多不理再命周忱、于谦等为巡抚分治各省。

当时凡属理财方面的上报宣宗都给予大力支持甚至像郭资、胡■这样老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