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原因造成的。《明史》记载：“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商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1这是明初的政治报复与严猛之治的产物。到成祖时还在继续着这种政策。例如建文遗臣高翔为监察御史成祖知其名本欲用之。但高翔却“丧服入见语不逊”被族诛其先冢被掘亲党戍边。“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目的是“令世1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2《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

1《明宣宗实录》卷七o宣德五年九月丙午。

2《明宣宗实录》卷七o宣德五年九月丙午。

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世骂翔也”2。不过高翔乃陕西朝邑（治今大荔东）人并非苏、松人且成祖时的这种加税只是个别现象不致形成整个地区性的问题但其起因与性质则同样是出于严猛与。也正因为如此以后随着政治上的逐渐宽松这种人为造成的重赋也必须给予解决了。

“苏、常诸府税粮自洪、永以来逋多待免。大户及巾靴游谈之士例不纳粮纳粮无赠耗。椎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扰不定。”3结果是累年拖欠到宣德初年仅苏州一府拖欠的税粮就多达八百万石相当于正常全国岁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明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仰仗于江南这种财政混乱势必造成国民两竭。因此从宣德初年起便屡诏减苏、松重赋。到周忱、况钟就任后与当时全国上下宽松形势相一致他们开始着手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周忱不负宣宗之选来到江南第一件事就是去了解百姓的疾苦。“尝去趋从入田野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疾苦。每坐一处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尽也。”1周忱巡抚江南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国家理财但他不为多收而横征暴敛而是以宽纾民力去解脱困境。所以《明史》指出：“当时言理财者无出忱右。其以爱民为本。”2而就任苏州知府的况钟则“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3。在安民求治的原则下他们确实作出了成绩。

他们先着手解决的便是赋税不均的问题。当时苏州府之所以拖欠甚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富户不肯交纳赋税之外的加耗部分这部分加耗就只好摊派到一般农户身上。结果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针对这种情况周忱创立了“平米法”让人户按照纳税多少平均分担增耗又请工部颁铁斛让各县依式制造革除了各粮区粮长大斛入小斛出的弊病。以往各粮区设粮长正副三人每年七月赴南京户部办理公文然后再送北京户部往返费用均由民户分担。周忱将各粮区粮长改为只设一人各粮区轮流赴南京交由有关部门上送北京从而减轻了民户的负担。

赋税不均的问题解决后周忱和况钟又开始着手解决赋税过重的问题。

此前虽然有过多次免征的诏令宣宗也曾多次下诏减官田租赋但是并没有成为定制周忱于是与况钟商议把调查的情况汇集起来计算了一个月将苏州府官田租减去七十二万石其他各府也都以次减征史称：“民始少苏。”

宣德七年（1432）江南各府大稔宣宗得知后下诏命各府州县以官钞平籴防止粮价暴跌以备灾年赈贷结果仅苏州一府便籴米二十九万石。当时规定凡苏、松等地转输南京户部的税粮每石加收运费六斗周忱命各府支给每石加船价一斗其余五斗由府县集中起来共得四十多万石加上原来平籴的二十九万石仅苏州府便得七十余万石遂建仓收贮名曰“济农仓”。明朝人对这种“济农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2《明史》卷一四一《高翔传》。

3万历《重修常州府志》卷六《额赋》。

1焦竑：《玉堂丛语》卷一。

2《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3《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

尝言文襄公（周忱）为侍郎巡抚十九年为尚书巡抚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或问其故曰：当时“济农仓”米常数十万一遇水旱便奏闻免粮奏上无不准。所免之数即以“济农仓”米补完所以民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也。1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与洪武、永乐时重科征重蠲赈有所不同那是国富民穷的时代而此时则是藏富于民。这种根本性的政策变化正是宣德间全国政治走向宽松的具体体现。这在周忱一段谈话中说得十分明白。他的前任胡■是一位用法严峻的官吏周忱一改其做法以宽松为主有人问他道：“大人为何不学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达？”周忱答道：“胡卿敕书令其祛除民害我敕书只今抚安军民朝廷委任不同。”2所谓“委任不同”则正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江南各府先成为这种变化的典型。

宣宗有一句名言叫做“清心乃省事省事可省官”3。应该说这也是他为治的指导思想简繁政去苛政改严政行仁政作为守成之君这也是一种改革。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宣德致治”过程中相反相成的实际效果。以宽松求治结果事情不是多了而是反而少了以仁德代替苛严结果是民安乱少难怪宣宗可以自信地说道：“国家创业垂统贵以仁厚为根本。不然周世宗英武可几长世而不能者根本缺也。”11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四《顾东江杂记》。

2焦竑：《玉堂丛语》卷二。

3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宣德逸纪》。

1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宣德逸纪》。

第三节任人唯贤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九月也就是宣宗即位后将仁宗安葬的同月陈山被擢升为户部侍郎张瑛为礼部侍郎戴纶为兵部侍郎徐永达为鸿胪寺卿蔺从善、王让为翰林侍讲。这些人都是宣宗为太子时的东宫旧僚因为宣宗的即位而得到晋擢。另一名太子中允林长懋被命出为郁林知州。

太子即位随从的官僚升迁这几乎是历朝之惯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得到升迁的东宫旧僚后来却湮然无声息了。甚至在史册中都难寻其迹。只有戴纶和林长懋得以传列《明史》但他们的不幸结局又绝无丝毫承恩旧人的样子。戴纶与林长懋因为在宣宗为太孙时“以太孙春秋方富不宜荒学问而事游畋”2反对习武事。戴纶并为此上疏成祖因而招致宣宗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