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过人十来岁时便诗文俱佳为当地出名的少年才子。

洪武二十年（1387）解缙参加江西乡试得中第一名解元次年赴京师（南京）参加会试又被取为第七名经殿试后取录为三甲进士与其兄解纶同榜登第。洪武二十一年（1388）戊辰科是明初重要的一科这次殿试取录的第一名状元任亨泰被授修撰第二、三名唐震、卢原质被授编修。此后这种授职便成为了定制。又廷议以新进士行御史事新进士任巡按的制度也从此而始。解纶被任礼部主事解缙却被留选为中书庶吉士。

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的一天解缙侍从朱元璋来到光禄寺大庖西室。朱元璋谈到时政并对解缙说道：“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1少年得志的解缙很有些恃才无羁的文人习气况且他对朝政也早已有所看法当天便写了“封事”万言书交给了明太祖。

这是一篇被当时人和后人备加推崇的大胆直陈时弊的上书。解缙这次上书的做法与内容都是十分巧妙与明智的。

对政事的大胆直陈正应合了朱元璋“知无不言”的要求而对于朱元璋的这一要求若是不能直言则反而会招致他的怀疑和不满。洪武时的酷法几乎闭塞了言路解缙的直言使朱元璋感到耳目一新。但是解缙也并非毫无顾忌为了使朱元璋在公布或不公布其内容上留有余地他特地采用了“封事”的方式。这一回朱元璋毫无忌讳地将“封事”公之于众解缙因此而名声大噪。

这篇题为《大庖西封事》的开头用批评的口气说到朱元璋不宜“下比（唐）太宗”而“当同符尧舜师表百王”。“既皆远过于汉宋又何谦逊于唐虞？”这实际上难免变相吹捧之嫌这样也才为后面的批评奠定了一个恭敬忠诚的基础。歌颂的是朱元璋其人批评的是当时的弊政。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解缙所批评的都是朱元璋已经考虑到但却没有听到臣下讲过的这正是封事的巧妙之处。

先批评“用刑太繁”留下了“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

的名句。朱元璋用重典治国。据《明史》记载：“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而明初的律令“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1。解缙批评“用刑太繁”的时候也正是朱元璋整齐律令的时候言辞虽激却正是朱元璋已经着手解决的问题。

1《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1《明史》卷九三《刑法一》。

然后谈到读书解缙劝朱元璋不要去读《说苑》、《韵府》之类“杂书”并由此提出纂辑修书的主张核心还是尊儒礼贤不辱士大夫的身份从而对士不为君用之法提出批评。当时朱元璋对臣下不能谏诤极为不满解缙指出这还是由于严法峻刑所致从而提出了政治上放宽些的要求。

解缙在《大庖西封事》中还谈到了赋役不均官吏失道等等问题：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而今内外百司捶楚属官甚于奴隶。是使柔懦之徒荡无廉耻进退奔趋肌肤不保甚非所以长孝行、励节义也。

积弊都在内外有司而且势将影响到社会风气。这恰恰又是朱元璋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这篇万言书于当日写完上呈。急于陈献所陈略无次序亦不暇组织成文故是一篇较为杂乱的奏书但也同时充分反映出了解缙的才气。这次上书是颇为成功的“书奏帝称其才”。朱元璋表示满意了。

此后不久解缙又写了《太平十策》。这一次他在文字上颇费斟酌内容有条理而清楚：一曰参井田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县之制；三曰正官民；四曰兴礼乐；五曰审辅导之官；六曰新学校之正；七曰省繁冗；八曰薄税敛；九曰务农；十曰讲武。可惜这篇经过刻意雕琢的上书效果远远不及那篇“封事”因为其中除去大讲“广封藩”外内容基本同于“封事”。而他在“十策”中所谈“广封藩”的内容同洪武九年（1376）时叶伯巨所上“万言书”中指责天下可患者的“封藩太侈”相比又是那么平庸而低劣。

很明显解缙的才华并不表现在政务上。在解缙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的是明初士大夫放荡不羁的个性。在他作为中书庶吉士的肄业期间人们便已几乎一致地将他看成一个狂妄的书生他的浪漫则已招致包括朱元璋在内的统治集团的不满。

史书中列举了这样几件事：洪武二十三年（139o）“解缙尝入兵部索皂隶语嫚。尚书沈溍以闻。帝曰：‘缙以冗散自恣耶？’命改为御史。”尽管有人对此有所怀疑但这却是完全可能生的事1。从事后的处理看来朱元璋对他还抱有希望想用御史这样一个耳目风纪之臣的职任去约束他。朱元璋希望将这位才子塑造成一个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官僚化、工具化、模式化的官吏。

这一事件中的沈溍是乙丑科（洪武十八年）登第仅比解缙早一科二十二年便任兵部尚书二十三年改任工部尚书同年复兵部年内又被免职。解缙对这个资历相近的官员显然是不够尊重的。

尽管庶吉士的生活结束了改任御史后的解缙却并未能改变疏狂的文人之习。次年又生了他代虞部郎中王国用起草奏疏为韩国公李善长辩冤之事。这是一篇极为精彩的辩词疏中指出像李善长这样位列勋臣第一的人是毫无理由再去依傍胡惟庸的因为他冒杀身之祸得到的也不会过今日。又指出“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天下闻之1黄云眉：《明史考证》四第1244页。

四方解体人心危疑。并且说李善长虽已被杀仍须上此疏以儆戒将来。1这的确是一份大胆而又有理有据的奏疏。在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时居然有人敢于提出这样直率的批评而且使朱元璋无法怪罪大概只有解缙这个年轻疏狂的才子能够做到。

不久朱元璋便得知这奏疏是解缙代为起草的。左都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