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大诰》者赴京礼部较其所诵多寡次第给赏又令兼读律令。2这种半官方的学校在设置、学习与管理等方面也都有其制度。所以后来人也称之为“乡里学舍生员”。
明初生员分二等有府、州、县学舍之生员有乡里学舍之生员。府、州、县学舍生员有定额自四十人以下为差日给廪饩而乡里则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学愿读书者尽得预焉又谓之社学。盖即党庠术序之遗也若乡里学舍则守令于其同方之先辈择一有学行者以教之。在子弟称为师训在官府称为秀才。其教之也以百家姓氏千文为继及经史律算之属守令亦稽其所统弟子之数时其勤惰而报之行省。三年大比行省拔秀才之尤者贡之朝守令资送妻子入京天子临轩试之加以录用。其学舍生员则俊秀者升入学补缺食饩;不成材者听其各就所业。1这种半官方的社学就其设置安排而论确似一种办学的较好形式。但是不久社学便出现了问题用明太祖的话说是“好事难成”。以致洪武十八年(1385)他在《御制大诰》中不得不专门写上了《社学》一条:好事难成。且如社学之设本以导民为善乐天之乐。奈何府、州、县官不才酷吏害民无厌。社学一设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顽愚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亦不肯放将此凑生员之数欺诳朝廷。呜呼难哉!天灾若不灾于此官此吏载在祀典之神无凭可敬。似此善道难为惟天可鉴智人详之。朕恐逼坏良民不暇读书之家一时住罢。复有不知民艰茫然无知官吏害民者数言社学可兴!古云:为君难诚如是为臣不易果然哉!21《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2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六o《社学》。
1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
2朱元璋:《御制大诰·社学第四十四》。
从《大诰》中的这段文字来看到洪武十八年时对于社学已经不再提倡了。所以王圻所记洪武二十年令民间子弟赴京诵读《大诰》之事已不是社学的活动内容。
然而洪武以后一段时间里所立社学的传统得到了提倡支持:英宗正统元年(1436)令各处提学官及司、府、州、县官严督社学不许废弛。其有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
宪宗成化元年(1465)令民间子弟愿入社学者听贫乏不愿者勿强。
孝宗弘治十七年(15o4)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访保明师。民间幼童年十五以下者送进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1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社学的创建与展的过程。看来社学兴盛的时间并不很长。到成化年间便已经出现了贫家子弟不愿入学的情形。弘治朝虽复予提倡但成效似并不明显。弘治朝的特点便是对于祖制的追复这实际上便是“弘治中兴”的实质。但是这种追复由于脱离了时代展的实际情况因此并未能起到明显的作用。对于社学的提倡也是一样到弘治以后关于社学的记述便不复多见了。随着明代社会与经济的展私塾与家馆式的民间教育逐渐取代了社学。明中叶以后教育普及的大幅度展主要还是依靠私塾和家馆等民间教育方式。
我们虽然无法得知明代各个时期各地方启蒙教育的具体数量但是从其地方官办儒学生员数额的增长中也可以看出与之相应的民间教育的概况。按照这样的情况分析明代民间教育可能是从宣德以后才真正逐渐展起来的。
私塾和家馆都是通过私人聘请教师的方式进行教学的。这是中国一种传统的教育方式。明初由于建国未久一批元朝的遗民或安于平静生活隐居于乡里或不愿意与新朝合作不肯出仕为官其中相当一部分便靠教书为生。其中最为著名的即有洪武中被延为诸王师的李希颜。《明史》记述:“李希颜字愚庵郏人。隐居不仕。太祖手书征之至京为诸王师。规范严峻。诸王有不率教者或击其额。帝抚而怒。高皇后曰:‘乌有以圣人之道训吾子顾怒之耶?’太祖意解授左春坊右赞善。诸王就藩希颜归旧隐。”1这位隐居不仕的宿儒显然是非常习惯于民间私塾中对待学生的教育方法的而且将其搬用到了宫廷教育之中。明初著名学者谢应芳也曾以教学为生。他于元末避地吴中“吴人争延致为弟子师”2。素有“石门先生”之名的梁寅于元末明初隐居教授多年。著名诗人丁鹤年于元末明初“转徙逃匿为童子师”3。再如明初著名文人王行《明史》有记述:1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六o《社学》。
1《明史》卷一三七《李希颜传》。
2《明史》卷二八二《谢应芳传》。
3《明史》卷二八五《丁鹤年传》。
王行字止仲吴县人。幼随父依卖药徐翁家徐媪好听稗官行日记数本为媪诵之。媪喜言于翁授以《论语》明日悉成诵。翁大异之俾尽读家所有书遂淹贯经史百家言。未弱冠谢去授徒齐门名士咸与交。富人沈万三延之家塾每文成酬白金镒计行辄麾去曰:“使富可守则然脐之惨不及矣。”洪武初有司延为学校师。已谢去隐于石湖。其二子役于京行往视之凉国公蓝玉馆于家数荐之太祖得召见。后玉诛行父子亦坐死。4名气虽大也是一辈子以教书为生的。还有在明太祖《大诰三编》中说到的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二人他们因不肯出仕为官各自截去左手大拇指。而在截指之前伯启自还乡复业“教学为生至今”1。当时的这些以授生徒为业的儒士几乎都是太祖选官任用的对象足见当时人才的缺乏。这种情况到明中叶以后便逐渐生了变化随着读书人数量的增多未能考取功名的读书人以教书为生的人数开始有了较大的增加教授私塾或者家馆甚至成为了一些读书人在不断参加科举考试过程中暂以为生的手段。名儒为民间教师的情况不再多见了。这些以教书为生的文人中略有名声的一般被势家延请为教席去教家馆更多的则到私塾中任教。这既反映出了民间教育的普及也反映了民间教育的败落。其实不仅私塾的教书先生即使是官办儒学中的教官也是人不乐就的卑冷之职。
但是民间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