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993年版。

《与苏三先生书》，《逊志斋集》卷九。

2《答王仲缙五道》，《逊志斋集》卷九。

作而圣人之学亡矣”。长此以往，不待“百余年间，风俗污坏，上隳下乖，至于颠危而不救”3。因此，他强调君子学道，当有“经世宰物”之心，“必也本诸身，见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圣人之学。”4这就是说，修身养性和致力政教是统一的，而且只有使两者一以贯之，才符合圣道，才能成功，否则，便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儒士。并认为儒士的当务之急，“当以修身养性为先，一反浅陋之习，以表正海内”5。作为一个儒士，无论修养多深，本领多大，如不能见诸政教，为世所用，验诸事功，勇于有为，仍将毫无用处。他强调君子学道，当有“经世宰物”之心，做到“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笃，用于世则使九州四海老癃单弱之民得其欲”，要修、齐、治、平一以贯之，切不可修身而忘世。

他尊崇和维护朱学，主张“博文约礼”、“格物致知”，反对心学派的那套注重心悟的做法，即所谓“弃书语、绝念虑，锢其耳目而不任，而侥幸于一旦之悟”2。他认为，这套求于“一旦之悟”的做法，完全是受佛教“异说”的愚弄而不知其害的结果。所以，方孝孺进而抨击佛教以维护儒学正统。薛瑄与“河东之学”

薛瑄（389—44），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终生从事著述和讲学，“从学者甚众”。他是继曹端而起的朱学学者，以“复性为宗”，强调日用人伦，提倡笃行践履之学，是明代初期朱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与弟子阎禹锡、白良辅、张鼎和私淑弟子段坚等创建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柟为主的“关中之学”。他的著作有《读书录》和《读书续录》。清人又辑其所有文字和年谱等，汇编为《薛文清公全集》。

薛瑄在曹端理气一体说的基础上，进而提出“理不离气”、“理气无缝隙”和“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的观点，修正了朱熹“理在气先”的说法。他从太极、阴阳的关系方面论述了“理不离气”的观点。他说“太极，理也。阴阳，气也。理只在气中，非是气之外悬空有太极也。”他强调理在气中，故他认为“理气浑然无间，截理气为二则非矣”2，从而否定了朱熹的所谓“太极阴阳，决是二物”的思想，初步确立了“理不离气”的3《杂诫·第四章》，《逊志斋集》卷一。

4《答赵白钦三首》，《逊志斋集》卷九。

5《答王仲晋》，《方正学先生文集》卷一。

《逊志斋集》卷十六。

2《逊志斋集》卷十四。

《读书续录》卷二。

2《读书续录》卷一。

观点。薛瑄还从道器关系方面论述了“理不离气”说。他说“形而上、形而下，道器原不相离，举目皆是”3，“显者器也，微者道也。器不离道，道不离器”4。他从道器本不相离得出理（道）不离气的结论，进而提出“理气无缝隙，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的观点。这一道器不二的观点，也正是合乎他的“理气浑然无间”、“理气密匝匝地真无毫发之缝隙”的说法。薛瑄之所以要修正朱熹的“理先气后”说，目的在于修补朱学之不足，更好地维护“理为主，气为客。客有往来，皆主之所为”5的理本气末、理体气用的朱学观点。

在认识论上，薛瑄继承了朱熹的格物穷理说，把即物穷理、向外求知看作是认识的主要途径。他说“就万物万事上求实理，格物致知之要也。”他同朱熹一样，把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统称之为物，格物的范围相当广泛，既包括自然界，还包括人自身和人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他说“格物所包者广，自一身言之推而至于天地万物，皆物也又推而至于圣贤之书、六艺之文、历代之政治，皆所谓物也。”7至于穷理，他把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对道德践履的认识都包括在内，认为格物穷理就是要在客观事物上穷其理以求内外相通，“于事物求至极之理”。他说“物格是逐物逐事上穷至其理，知至是万物万事上心通其理。格物犹是物各为一理，知至则知万物为一理。”即要求在逐事逐物的穷理中，最后抽象出事物的一般原则。

与他的格物穷理说相联系的，还有他的知行观。他认为知与行是相联系、又相促进的。曾说“非明则动无所之，非动则明无所用，知行不可偏废也。”2强调没有“知”作指导的“行”，是盲目的；没有“行”去实现的“知”，则是无用的。因而他的学说也被称为“践履笃实之学”。

他从本体论的高度认为，理学的道问学和尊德性就在于“知性复性”，“为学只要知性复性而已，朱子所谓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提出他的“知性复性”之说。他根据程朱理学的观点，认为性是天所赋予人之理。他说“性乃天命赋予人物之实体”3，“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为性”4，“天道3《读书录》卷七。

4《读书续录》卷三。

5《读书录》卷五。

《读书录》卷四。

7《读书录》卷四。

《读书续录》卷三。

2《读书录》卷六。

3《读书录》卷二。

4《读书录》卷八。

流行，命也。赋予人，性也”5。进而指出“仁义礼智即是性”。具体来说，道只是循此性而行，德即是行此道而得于心，诚只是性之真实无妄，忠即是性于心，恕即是推此性于人，等等。总之，这种道德本体论，实际仍是抽象的道德人性论。薛瑄所谓的“复性”，就是要求人们通过封建道德修养的途径，复返到湛然纯善的本体之性，也就是合乎仁义礼智的道德伦理。这实际上就是要以封建道德伦理规范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言行，也体现了程朱理学对明初思想统治的强化。

吴与弼与“崇仁之学”

吴与弼（39—49），字子傅，号康斋，江西抚州崇仁人。他与薛瑄同时，也是明初的朱学代表人物，号称南北两大儒。但他们治学侧重不同，各具特色。吴与弼的理学，主要是讲道德修养。他认为个人道德修养好了，就不难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圣贤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诚意正心以修其身，修身以及家，而国而天下不难矣”。至于修养的方法和内容，则遵循朱学的观点，强调修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要有一个长期持续不断的艰苦过程，要通过读书穷理等的“集义”工夫，才能“涵养德性本原”。关于道德修养，吴与弼还在程颐“敬义夹持”说的基础上，提出“敬义夹持，实洗心之要法”的观点。他认为，通过敬内功夫和读书穷理等的集义功夫，加以“浣洗”，即可使具有“知觉”的神妙之心“莹澈昭融”而上达天理。吴与弼还将“存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