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端”。这是官修理学之书的开端。其用意亦在树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解缙的建议，成为后来明成祖修纂三部理学巨著的先声。

三部理学《大全》是指《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共二百六十卷，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十二年（44）命翰林院学士胡广等人组织编纂的，前后不到一年编纂成书，由明成祖亲自作序，颁行天下。三部《大全》的内容，前二部是“五经”、“四书”的集注汇纂。《五经大全》卷帙最多，共一百五十四卷。其中《周易大全》是据《伊川易传》和朱熹《易本义》；《书传大全》是据蔡沈《书集传》；《诗经大全》是据朱熹《诗集传》；《春秋大全》是据胡安国《春秋传》；《礼记大全》是据陈澔《云庄礼记集说》。胡安国私淑程门，蔡沈为朱熹学生，陈澔之父大猷是朱熹三传弟子，他们均属程朱学派。由此可见，程朱理学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它包含《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着程门弟子、朱熹门人、后学在内的许多程朱理学家的思想学说。《四书大全》共三十六卷，包括四个部分（）《大学章句》、《大学或问》；（2）《中庸章句》、《中庸或问》；（3）《孟子集注大全》；（4）《论语集注大全》。前两部分将朱熹的四部原著编入，未附诸儒之说。后两部分则在朱熹的两部《集注》之中，逐章逐节附入诸儒之说。因此，《四书大全》可以说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放大。《性理大全》共七十卷，主要是程朱学者解释六经和阐述性理之学的著作。总之，三部《大全》实为程朱学派的著作汇集2。

明初统治者颁行三部《大全》，企图建立一套以程朱理学为指导的、更为系统完整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体系，以统一全国的思想，从而达到加强封建思想统治的目的。它与八股科举制度相结合，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有意提倡，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从朝廷国子学到地方书院，以至乡村的社学，无不进行程朱理学教育，“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程朱的影响到处存在。那些一头钻进《大全》去猎取功名富贵的读书人，许多成为无益于国家社会的废物，有钻营成功者，则蠹国病民，行同窃盗。更为严重的是，在其他文化领域，如戏曲、、曲艺等艺术领域，也深深地打上了程朱理学的印迹，对人们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愈到后来，它的封建主义的精神奴役和思想禁锢的消极作用，愈为明显2。

宋濂、方孝孺的理学思想宋濂（30—38），字景濂，浙江金华潜溪人，后移居浦萝山。

他的大半生是在元代度过的。朱元璋攻取婺州时，宋濂投其门下出谋划策，深得赏识重用。在学术师承上，宋濂既从黄溍、柳贯等人继承“金华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的朱学之传，又从方凤得闻陈亮事功之事，间学于吕祖谦的后学李大有。同时，潜心于佛教典籍，“饱览三藏诸文”，得识“明心见性之旨”，以致“渐流于佞佛者流”。宋濂一生埋首笔耕，传世之作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浦阳人物记》、《洪武圣政记》等，现行于世者有《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宋文宪公全集》五十三卷。宋濂在本体论上，把“天地之心”视作宇宙万物的本原和产生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他说“夫生者，乃天地之心，其阴阳之所以运行，有开阖惨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994年版。

2《中华文明史》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994年版。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

2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989年版。

舒之不齐，盖天地之心生生而弗息者，恒循环于无穷。”认为人之所以能体验和把握到“天地之心”，是因为“吾心最大”，本具一切。他说“天地一太极也，人心一太极也，风雨雷霆皆心中所以具。苟有人焉不参私伪，用符天道，则其感应之速，捷于桴鼓矣。”2即天地和人心各是一个宇宙，人心只要能够克除私情物欲，就能与天地桴鼓相应。在他看来，认识主体的“吾心”本就包含着被认识的客体“天地之心”。仰观清明穹窿，日月运行，阴阳变化，俯察山川融结，草木繁芜，万象森然而莫不备于心中，“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万物之所以育，由此心也”3。因而不是“我心”参合天地万物，而是如何让“我心”固有的天地万物立起来，“我心”一立，不但一身可存，国家可治，而且“家可颜孟，人可尧舜”了4。这样就把主体之“吾心”的作用无限夸大，而与产生宇宙万物及其变化之客体的“天地之心”等同起来，于是主观精神吞噬了客观世界。在如何识心、明心的问题上，宋濂的主要方法是“不借外求”的向内冥悟，而不是向外的格物穷理。他把佛教超世脱俗的“明心见性”的修养方法看作“有补治化”的作用，强调儒、佛“本一”、“同一”和“儒释一贯”，认为佛界的“无”与世间的“有”是不即不离的关系，是“空有相盗”、“二体互融”的相需相函关系，佛教“明心见性”是从有形的世间获得的5。在对六经的看法上，他认为吾心与六经是形影之间的关系。“心之为经，经之为心”，六经也同“心”一样，具有绝对性。这与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观点有所不同，说明他维护“天理”的绝对性，强调心与理的统一，注重学术的修身与用世等等，在客观上服从于明初统治者的需要。

方孝孺（357—402），是宋濂的受业弟子，浙江宁海人。在建文帝时被召为翰林院侍讲，迁侍讲学士，参与商议国家大政。建文四年（402）“靖难之役”，燕兵入南京，孝孺被执，坚决不为成祖起草登极诏书，遂被磔杀，诛灭十族。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维护程朱理学，反对心学空谈，抨击佛教“异说”。针对当时学界偏重道德修养、空谈性命而不务实的风气，他以憨迂耿直的处世之态和以讲明道学为己任的责任感，对其大张挞伐。他认为“道之不明莫甚于今”，那些高谈性命的理学家不仅“扣之以辅世治民之术则冥然而莫知所为”，而且根本“以道德为虚器”2。方孝孺将这种败坏儒林风气现象概括为利禄之蠹、务名之蠹、训诂之蠹和文辞之蠹四蠹，认为“四者交《越国夫人练氏像赞》，《宋文宪公全集》卷八。

2《赠云林道人邓君序》，《宋文宪公全集》卷八。

3《凝道记·天下枢》，《宋文宪公全集》卷八。

4《凝道记·天下枢》，《宋文宪公全集》卷八。

5管敏义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