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县尉衙门的合称。2理问所是行省直属的司法机构。多。约略言之大概还有以下几点需要稍加补充说明1。

一是有些吏员出职入流之前必须按规定作一定任期的税务官、钱谷官等。此类杂职官虽有品从但不得入流而且事繁名微一般人都不愿就任。于是元政府利用吏员急于入流的心理将这些职务纳入某些吏员必经的出仕途径。中元以后路吏出职往往要先任钱谷官再转为无品从的低级领官经过典吏、吏目、都目、提控案牍然后入流品。从这样的安排也可以看出杂职品官的地位是如何低下。

二是除案牍吏职以外较高品级衙门的其他吏员如通事、译史、知印、宣使、奏差等也可以直接出职。中、行省、六部、台、院的通事、译史、知印其升进体例大略与令史同；宣使、奏差的出职品级要低一些。廉访司翻译吏职进入流官的品级要比案牍吏职（书吏）低一等。中书省的蒙古令史（蒙1这一部分叙述中参考王劲松、牧野修二两氏前引著作之处甚多兹不一一出注。古必阇赤）出职为正六品比非蒙古入省掾高出一等当然更体现了元代政治的特点。

三是职官充吏制度化。至元中叶都行省、台、院、六部、宣慰司等机构中先后定制部分地择用由职官转补的令史、宣使等吏员。都省掾从正、从七品流官内选用院（行院）、台（行台）、行省掾从正、从八品流官内选用宣慰司、六部令史由正、从九品流官选用取充宣使的职官级别各降低一品。武宗即位翌年（13o8）更明确规定在职官充吏的人数必须占据有关衙门所设吏职的一半。不久又宣布廉访司书吏亦需由正、从九品文资流官中选取一半。其他奏差、书吏、通事、知印等吏职也多必须于职官内选用一半。职官充吏的制度化从政府方面来说是为了提高在职吏员的素质同时也可以加强他们重新出职作官时的务实意识和能力。对那些甘愿已官复掾的人来说选择这条仕进之路只须熬满月日、出职为官则一跃可至六、七品比由从九或八品职官依例迁调还是要简捷可靠。因此虽然“官坐而治吏立而趋官九品亦有立而趋其前者吏虽大府崇秩其势不得不卑”但当时已“坐而治矣复立而趋者”依旧大有人在1。

四是由儒补吏。这里包括三种形式即岁贡儒人、诸生补吏、学官充吏。按定制岁贡儒人是指各路分每隔三年或二年向上级贡举“洞达经史、通晓吏事”并且“廉慎行止”的儒人一名左右充廉访司书吏（最初系充部令史）。诸生补吏的内容包括国子监贡举陪堂伴读生（在国子监内“佐贵游治业”的程度较高的陪读生）和优异的国子生出任随朝及廉访司吏职以及地方学校荐举肆业诸生担任地方官府吏职。元仁宗时曾企图进一步扩大推行由儒补吏的作法。“仁皇惩吏百司胥吏听儒生为。然而儒实者不屑为为者率儒名也”2。看来时人对这种惩治吏弊的方法评价并不太高。元代后期下第举人也可以受举为吏员。

由儒补吏的第三条途径是教官充吏。教官在元代属于流外杂职的一种。

由于儒生“入仕格例无不阶县学官而升”3在人多缺少的情况下要作到路府教授是非常不容易的；即使幸而受一命之宠依然很难指望得入流品。因此由教官补选吏职对于那些想借是途“出而致用”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按元制府州教授许补各部令吏。至于从学录、学正、教授中选用廉访司书吏的例子更是随处可见。

科举取士早在十三世纪三十年代蒙古政权业已就设科取士进行过初步尝试。但1许有壬：《送刘光远赴江西省掾序》《至正集》卷三二。

2许有壬：《跋高本斋诗稿》《至正集》卷七二。

3吴澄：《送周德衡赴新宁教谕序》《吴文正公集》卷十七。

是晚至元政权的最后五六十年科举制度才获得真正实施。当时人概括这个曲折的过程说元代科举是“倡于草昧条于至元议于大德沮泥百端而始成于延祐”1。

窝阔台九年（1237）八月诏中原诸路以论、经义、词赋三种考试儒生“其中选儒生若有种田者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例供差除外其余差并行蠲免与各任达噜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着。随后依照先降条例开辟举场精选入仕续听朝命”2。诸路考试均于次年（戊戌年）举行故称戊戌选试。

戊戌选试是在汉地出身的官僚耶律楚材、郭德海等人力主下举行的。据上引诏文原拟是后再辟举场“精选入仕”；另外对戊戌中选者除免去赋税外原规定还要授以地方性的议事官之职。由此看来它确实带有科举考试的性质。其后刘秉忠曾向当时尚是藩王的忽必烈建言有“科举之设已奉合罕皇帝圣旨”之语无疑指前引诏书而言3。但是窝阔台十年四月又下诏试汰僧道。实际上对儒生和对僧道的考试被一并施行主持诸道考试的试官如赵仁、田师颜等都是“三教试官”1。中试儒生除议事官、同署地方政事的规定也基本上没有实行。因此由汉地官僚苦心设计的戊戌选试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从科举取士的初步尝试蜕变为“考试三教”的一个组成部分。

忽必烈朝围绕科举行废问题曾展开反复讨论。至元十年（1273）曾拟定过十分具体的程式其“条目之详具载于策书”2。《元史·选举志》说世祖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当即指此而言。成宗、武宗时也一再议贡举“法度”但仍然没有结果。

自金亡北方停科迄于元代中叶复科科举取士制度在蒙元政权下停废长达八十年之久是为科举制推行一千三百余年间停废最久的时期。在此期间凡用人或由贵戚世臣、军功武将或由吏职杂途。这固然与蒙古统治者缺乏“以儒治国”的中原社会传统观念利用汉人和南人时主要以其“趣办金谷”、“勾稽朱墨”的能力的取才标准有关3同时也曲折反映了汉地社会舆论本身对金、宋两朝的读书人溺于奔竞场屋惟务诗赋空文结果以所谓“学术”误天下的厌恶和不满4。

元代中期以后蒙古、色目上层的汉文化素养逐渐获得提高。元仁宗为1许有壬：《秋谷文集序》《至正集》卷三五。

2《选试儒人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