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者亦已多矣！”（《元史·食货志一》）元代中后期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层出不穷如至大元年（13o8）夏秋之间地震、风雨、饥荒、疫疠连作巩昌、归德、泰安、济宁、真定、江浙各地“庐舍荡析人畜俱被其灾”“死者相枕藉父卖其子夫鬻其妻哭声震野”（《元史·武宗纪一》）。次年益都、东平、东昌、济宁、河间、顺德、广平、大名、汴梁、卫辉、泰安、高唐、曹、濮、德、扬、高邮、滁等地“蝗蝝遍野百姓艰食”（《元史·武宗纪二》）。天历年间又因水、旱、疫等灾害陕西饥民达一百二十三万余口河南府路饥民二万七千余口江浙北部饥民六十余万口南部饥民十一万八千余户华北及黄河中下游饥民六十七万六千余户凤翔府饥民十九万七千余口（《元史·文宗纪一》）。元统二年和后至元三年京畿水灾饥民四十余万。江浙先后两次大灾饥民分别为五十九万和四十万（《元史·顺帝纪一、二》）。至正四年和五年大河南北先旱后疫“赤地千里黄尘飞麦禾槁死粟不熟”“民之死者过半”1全国主要经济区的农业生产由此出现较明显的衰敝气象。

1乃贤：《金台集》卷一《颍川老翁歌》及余阙后注（余阙文亦见《青阳集》卷八《书合鲁易之作颍川老翁歌后续集》）。

第四节畜牧业蒙古贵族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后其畜牧业向内地特别是向华北地区大力渗透而内地也以各种方式支援牧区经济在大统一的国度里形成农牧经济交相渗透的局面。然而由于元代频繁用兵、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统治集团的滥行耗费使得有可能呈现展势头的畜牧经济很快陷入蹇涩、衰微的境地。

畜产品的巨额需求与来源大蒙古国建立以来庞大的国家机器对畜产品的需求比过去大幅度增加了。除蒙古、色目人的日常巨额消费外另有一系列特殊需求：一是统治集团的奢侈消费。以武宗登位时举办的忽里台聚会为例宴乐七日每日食用马四十羊四千另用马七百、羊七千挏乳洒地使斡耳朵附近“积乳之广有如银汉”1。一般朝会也得用一百零五辆车和九十匹马装载马奶提供饮用。

此外皇室祭祀、宫人出入、上都巡行等一系列活动都必须按例为皇帝和僚属提供大批马匹和肉食乳酪2。礼佛开支也相当惊人以延祐二年（1313）二月的一次统计为例各寺修佛事曾“日用羊九千四百四十”（《元史·仁宗纪一》）。皇室之外见于记载的有权臣燕铁木儿一次宴会要宰杀十三匹马（《元史·燕铁木儿传》）。后人还统计过宋室后、妃人等被俘后每日支取的羊肉达一千六百斤之多3。第二大需求是军事供给。元代频繁用兵因而在原有装备之外不断进行大规模征敛据《大元马政记》记载从忽必烈中统元年到泰定帝致和元年（126o—1328）期间曾多次以“和市”与“刷马”的名义征取马匹其中比较明确是出于军事目的而有数字记载的大约十二次数量达一百万头。第三大需求是为驿站配备牲畜。元代有驿站约一千五百处6站用马、牛、驴、狗、车有些水站用船也用畜力牵引必须常年维持的牲畜总数约分别为：马六万、牛一万、驴六七千另有作为“思”、消耗量更大的羊、猪之类4。第四大需求是赐予或赈济。元1《瓦萨甫史》转引自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本第六章。

2《元史》卷一oo《兵志》三《马政》。本篇未注出处的内容多见于《元史·马政》及《大元马政纪》。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o《金元二朝待宋后厚薄不同》。

4《马可波罗行记》97章《从汗八里遣赴各地之使臣铺卒》及其“注戊”。行纪称每站备马二到四百匹一半应役一半牧放休养总数在三十万匹。此说值得怀疑。众多材料表明有的驿站只有站马一二十匹仅大都等少数驿站有数百之数。大德年间留存的记录表明腹里、河南、辽阳、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和甘肃十地的马匹总数在四万五千余头（《经世大典·站赤》载《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一九四二三）如果加上岭北、西北及通往吐蕃等地的驿站应不过六万匹。牛、羊等数量亦廷对贵族权豪不时赐予畜产品另因大漠南北战乱和自然灾害频繁出现了大批流民和饥民迫使元廷不得不时时以包括畜产品在内的各种财物相赈济。第五大项目是屯田所需大批耕牛。元代初期政府曾不断提供牛具种子鼓励人民垦荒这种措施更广泛地施行于屯田政府每设置一处屯田或每向屯田区派遣生产人员按例要配给牛具种子。全国屯田总数在二十万顷以上（见“农业”条）政府用各种方式组织、支拨的耕牛当在二、三十万头左右1。第六大项目是向手工业有关部门提供毛、皮、革、骨等原料。这类原料的提供固然不必以专项牲畜饲养为条件但无疑得以达的畜牧业为基础。

巨额的畜产品需求进一步强化了游牧民族对牲畜的法权观念。元律规定“诸盗驼马牛驴骡一赔九”盗窃各类牲口的主从犯都施以不同数量的杖责处罚而“盗系官驼马牛者比常盗加一等”（《元史·刑法志三》）。元廷对全国牲畜还实行统制性管理律文多次强调不得“偷宰”、“私宰”牛马特别严禁宰杀母牛、羊羔和怀孕的牲畜2马匹并严禁出口（《元史·刑法志四》）牛马病死也必须申报备案。

蒙元之际在征战中的大量卤获不仅充实了蒙古部队的军事装备也构成了日后蒙元政权的畜牧业基础。全国统一后为了保证浩繁的供给元廷制定了一些相应的制度与措施如建立规模空前的官营牧场1（分布状况见下文）以便为皇室提供“御马”、“供宗庙影堂、山陵祭祀”及“玉食之挏乳”。第二项重要措施是实施羊马抽分（忽卜绰儿）2。据徐霆所见“其地自鞑主、伪后、太子、公主、亲族而下各有疆界。其民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为差。盖靴人分管草地各出差贵贱无一人得免者”3。后来抽分比例逐步确定基本精神是按窝阔台与贵由时确定的标准详《经世大典·站赤》。

1二十万顷大概合今一千三百万市亩（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之《附录》二《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丁）《中国步和亩的进位变迁表》之“附记”载汉武帝后亩的面积无大变但折合今亩列有两说一是o.69156市亩一是o.616o32市亩我们取其折中数o.65市亩）。而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