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迁都于新建之开罗城。阿拉伯语为misra1-qahirah意为“得胜者之城”埃及遂被称为misr。宋代汉文文献译为勿斯里元代译为密昔儿或密乞儿、米西儿。3《大德南海志》载：“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岛夷诸国名不可殚前《志》所载者四十余。圣朝奄有四海其来者视昔有加焉。”麻加里、弼琶罗层拔、哑靼、瓮蛮皆见所载“诸蕃国”中。或谓同书之“黑加鲁”黑为嘿之讹即宋人《诸蕃志》、《事林广记》之默伽腊《岛夷志略》之哩伽塔为maghrib译名若是则与麻加里一名重复。层拔即《岛夷志略》之层摇（拔之讹）罗。马合答束名见《经世大典·站赤》。

1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96—497。

2《马可波罗行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页431；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注》页779—781。钦赍圣旨悬带虎符前往马合答束番国征取狮豹等物往回应付二年分例；又爱祖丁等使四起正从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取豹子希奇之物往回应付三年分例。”1马合答束即摩加迪沙。汪大渊《岛夷志略后序》称其所载诸蕃国地理风物“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其层摇（拔）罗条的记述较《诸蕃志》更为准确并谓其地田瘠谷少“每每贩于其地者若有谷米与之交易其利甚溥”说明元代中国商船到达桑给巴尔一带东非沿岸地区贸易是确切无疑的。近百年来在这些地区不断现数量甚多的中国钱币（主要为宋钱）2和瓷器等遗物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唐宋时代中国人对北非西部即马格里布的情况就有所了解3但中国与该地区有交往的明确记载则出现于元代。大约在至正六年（1346）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作为印度德里算端的使臣来到了中国。他由海路先至泉州得到当地官员的款待并获准游历了广州其后奉旨北上大都朝见。途经kanjanfu（建昌府？）时他见到了在这一带回回人中享有盛誉的学家、摩洛哥休达市人吉洼木丁（kiap;a1-din）原来就是他在印度已认识的布思里（a1-bushri）。此人曾随其舅父居德里年青而富学识德里算端因伊本·拔图塔的推荐欲用重酬把他留在德里但他执意来中国终于获得成功既显且富拥有男奴、女婢各5o名他向伊本·拔图塔赠送了奴婢各一名及大量礼物4。次年伊本·拔图塔由泉州乘商船回到印度不久即西还本国。后来由他口述著成的《行记》中详细报导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尤其着重描述了泉州、广州、杭州和大都的情况。据他说当时中国的瓷器远销印度及其他海外国家并转销到了摩洛哥1。这部《行记》对摩洛哥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无疑起了极大的作用。

元代中国的回回人极多按照伊斯兰教徒遵奉的五行仪（’ibadat）之一只要有能力都必须到麦加朝圣而后可称“哈只”。《岛夷志略》“天堂”（即麦加）条说：“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云南是元代回回人较多的地区赴麦加朝圣者当不少明初著名航海家郑和的父亲名叫马哈只可能就是曾赴麦加朝圣者之一。回回人在元代海外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经商和朝圣活动无疑促进了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交往。亚丁自古就是阿拉伯半岛与印度、中国交通的主要港口波斯萨珊王朝统治时期1《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

2元灭宋后即罢用铜钱有元一代仅至大、至正两次短暂铸钱并许与旧钱通用。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多携铜钱（主要是宋钱）出海至元二十三年诏“禁赍金银铜钱越海互市”（《元史·世祖纪》）；三十年制订的《市舶则法》又规定“金银铜钱并不许下海”（《元典章》卷二二）可见私贩铜钱者未绝。3《通典》所录杜环《经行记》中的摩邻国有人认为即指马格里布但尚难肯定。《岭外代答》中的木兰皮国即1o56—1147年统治该地区的murabit王朝《诸蕃志》的“默伽猎国”即maghrib已成定论。4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94—495。

1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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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被称为samran（即贾耽《入四夷道里》所载之“三兰”）十世纪以后乃全用aden一名汉文史籍最早著录此名者就是《大德南海志》译作哑靼。

第八节欧洲元人把欧洲国家泛称为拂郎国（又作佛郎、富浪）系来自阿拉伯人对欧洲国家和人民的称呼farang（源于法兰克一名）。东欧诸国则另有斡罗思（俄罗斯）、孛烈兀（波兰）、马札儿（匈牙利）等译名。

1238年法国和英国国王收到叙利亚亦思马因人（伊斯兰教派）的求援信要求联合对付蒙古的入侵并报告了来势凶猛的蒙古人情况。但这个信息完全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直到1241年蒙古军大举侵入波兰、匈牙利才使欧洲各国无比惊骇开始筹划对策。1245年3月教皇英诺森四世选派方济各会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意大利人）和劳伦斯（葡萄牙人）分别率领使团去蒙古传递他写给蒙古皇帝和人民的信件（交劳伦斯送的信只要求善待使者及劝请皈依基督教普兰诺·卡尔平尼送的信上还谴责了蒙古对基督教国家和人民的侵略）。遣使目的主要是了解蒙古的情况及其意图。同年6月教皇在里昂召集宗教会议商讨对策估计蒙古还会再来进攻呼吁所有基督教人民加强防备。次年7月普兰诺·卡尔平尼使团到达和林附近的昔剌斡耳朵参加了贵由汗的即位大典其后两次被召见报告其使命。11月丞相镇海和八剌交给他们贵由汗答教皇的蒙古文诏书并逐字翻译让他们用拉丁文作了记录还交给他们一份此诏的萨拉森文译本以便教皇能找到人来解读原信。于是普兰诺·卡尔平尼一行启程回国1247年秋到达里昂向教皇详细报告了出使经过和所了解到的蒙古情况。贵由汗答教皇诏的波斯文（即所谓萨拉森文）本于192o年在梵蒂冈档案中现上钤有蒙文贵由汗玺内容是反驳教皇的指责声称他以长生天之命消灭违抗者和征服世界命令教皇及诸国王降服1。关于劳伦斯的出使情况史籍缺载。

在普兰诺·卡尔平尼回到里昂之前英诺森四世又派遣多明我会教士阿塞林、西门等持“致蒙古皇帝及人民书”（内容与前使所持者相同）出使。阿塞林一行于1247年5月到达蒙古西征军统帅拜住的营地——里海西、阿拉斯河中游北的阿兰之地由于拒绝向拜住行跪礼几被杀害幸大汗诏使野里知吉带的到来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