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行记》载“蛮子”（中国南方）地方的商船常载货物至俱蓝、下里（今喀拉拉邦坎纳诺尔西北）等地可获巨利；马八儿地区出产的精货香料也大半运往“蛮子”地方销售。《元史·食货志》载元贞二年“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儿、俱南（俱蓝）、梵答剌亦纳（在科译科德北）三蕃国交易”可见这三个地方是当时中国商人常往之处。元中叶以后中印间通使渐稀而贸易往来则仍很活跃。据《岛夷志略》和《伊本·拔图塔行记》所载元代后期情况俱蓝、古里、下里、梵答剌亦纳、马八儿、沙里八丹（今泰米尔纳德邦讷加帕塔姆）、大八丹（即伊本·拔图塔所记dahfatan今喀拉拉邦特利切里附近）、朋加剌等地都有中国商船前往贸易1342年伊本·拔图塔在古里时就见到港中停泊的中国船只多达13艘。通使和贸易关系是元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元朝还遣使赴印度“访求方伎士”亦黑迷失出使马八儿“得良医善药”元成宗下诏给派去专为“取药物者”授会同馆使、副职衔（《元史·成宗本纪》）可见对引进印度医药十分重视。曾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起过最重要作用的中印佛教关系唐以后随着佛教在印度的逐渐消亡而日趋沉寂但并没有断绝特别是西藏地区与被称为“印度佛教最后据点”的波罗王朝（八至十二世纪。统有比哈尔和孟加拉地区）的佛教关系非常密切。到元代仍有一些印度僧人来到中国其中事迹较详者为那摩与指空。那摩北印度迦湿弥罗（怯失迷儿）人弃家隐居大雪山下修头陀行十三年善持咒大约在1235年与兄斡脱赤同被召至和林受到大汗及其宗族、大臣的礼敬。那摩曾劝大汗颁行宽宥诏书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蒙哥即位后封他为国师命掌全国佛教1253年奉旨南来中原驻燕京修复了多处残毁佛寺。当时中原佛、道争执那摩与主管中原佛教的少林寺禅僧福裕共同奏告道士刊造伪经诋毁佛教和侵占佛寺诸事并以佛教席代表身份参加了1255年在和林、1258年在开平举行的佛道大辩论。忽必烈与蒙哥不和那摩劝导忽必烈“宜加敬慎”在调解大汗兄弟矛盾中起了作用1。指空（苏那的沙野）据称是“中印土王舍城刹底里孙”（指出身刹帝利种姓）2如果他活到128岁的说法可信应生于1236年。八岁入那兰陀寺为僧十九岁南往楞伽国（即僧伽剌）吉祥山研究般若奥旨并游历南印度各地多年。后至吐蕃遇北印度僧人摩诃班特达同来大都；居未久西游安西王府辗转入蜀坐禅三年。继走罗罗斯地界至云南昆明尝坐夏龙泉寺书梵字般若经。又游湖广贵州元帅府官皆受戒苗、徭、僮、葛佬等诸洞蛮俱来请受戒但不容于湖广行省参政遂前往进谒皇帝经庐山至扬州守臣以舟送于大都。泰定元年（1324）至上都见帝旋即东游高丽参礼金刚山高丽王及众官劝请稍留乃出《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三卷传授其僧俗人众。奉旨还大都天历元年（1328）文宗命与众僧内庭受到众僧的窘辱排挤后众僧犯罪或诛或斥指空声名遂大显。元顺帝对他眷遇有加皇后、太子迎入延华阁问法。至元二十三年（1363）示寂3。指空久留大都“相传能前知号为3oo岁人敬之如神”4。在印度本国佛教殆已灭绝的元代上述两位印僧先后在中国竟大受尊礼不能不说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元代还有一位中国僧人赴印游历：忽必烈时期蜀僧元一游“西天”（印度）回以西天琢成玉石佛、贝多叶经及佛如来铁钵献帝诏安置玉石佛于万寿山供养以七宝函贮贝叶经“严加信仰”以佛钵“镇库藏”1。

1《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常山贞石志》卷十五；《元史》卷一二五《铁哥传》。参见陈得芝《元代内地藏僧事辑》《中华国学》创刊号香港1989年。2危素：《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序》《危太仆集》卷十。

3李穑：《梵僧指空禅师传考》《大正大藏经》史传部三；上揭危素文。4宋濂：《寂照圆明大禅师璧峰金公设利塔碑》《宋学士文集·銮坡后集》卷五。1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

第七节非洲、阿拉伯半岛元代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半岛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有交往见于记载者有北非的密昔儿（埃及）2、麻加里（马格里布主要指摩洛哥）东非的弼琶罗（柏培拉）、马合答束（摩加迪沙）、层拔（桑给巴尔及相邻东非沿岸地）阿拉伯半岛的默茄（又称“天房”、“天堂”即麦加）、哑靼（亚丁）、瓮蛮（阿曼）等3。

当时非洲最强大的国家是马木鲁克王朝（1252—1517）统治下的埃及。

126o年伊利汗旭烈兀在攻取叙利亚后遣使招降埃及马木鲁克算端忽秃思杀使者出兵击败蒙古军于阿音扎鲁特（耶路撒冷北）乘势夺取了叙利亚。此后埃及与伊利汗国不断生冲突马木鲁克统治者利用伊利汗与皈依伊斯兰教的钦察汗的矛盾与钦察汗国结盟使节往来关系很密切。伊利汗国的蒙古官员和军队也有不少因内部矛盾而投奔到埃及。通过各种交往埃及人对元朝和各汗国情况有了相当了解在当时埃及史家的著作中留下了丰富的记载（参见本书《国外资料》章）。元代来中国的回回人数以万计其中也有埃及人。据伊本·拔图塔记载行在城（杭州）就有一家埃及大商人父名斡思蛮·本·阿凡（othmanbinaffan）已故诸子承父业这一家在城内建设了居住区和礼拜寺可见是经济势力很大的回回家族1。

宋代中国与东非地区已有直接交往元代有了进一步展。《马可波罗行记》在讲述摩加迪沙（此名曾长期被误认为马达加斯加）2一节中说大汗忽必烈曾遣使至该地诸岛调查种种奇闻异事其中一名使者被岛人扣留于是大汗又派人传旨命其释放使者；使者回国向大汗报告了诸岛情况并呈献了带回来的长达9o掌幅的异鸟之羽和重达14磅的野猪巨齿。马可波罗说他在元廷曾亲见这些珍物并作了测量所述之事是真实的。据此则忽必烈曾两次遣使到摩加迪沙一带。虽然汉文史料未载这两次遣使事但有一条重要史料可以证明元朝确实派使臣到非洲地区。《经世大典·站赤》载：[大德五年十二月]“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言：杭州路在城驿近承接使臣答术丁等2973年埃及法蒂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