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溥从宽大”专从滥封泛赏的角度去加倍挥成宗的“惟和”精神在经济上则恢复忽必烈立尚书省综理财用的措施“诞布惟新之令”3。两方面的选择同样深刻地反应出海山君臣对儒家文化十分隔膜的文化背景。

即位之初对诸王勋戚行朝会赏赐武宗不但坚持按成宗称汗时赏额锐增的先例放而且对先前会于和林时“已蒙赐与者”也重复颁结果给者未及半而两京府储已虚。其后请赏者仍络绎不绝；财赋不支只好用滥封爵位的办法作为补偿。世祖时非嫡系子孙不封一字王至武宗时其例遂大破晋封一字王多达十五六人。除魏王阿木哥和宁王阔阔出是世祖直系后人外其他十数人如越王秃剌、豳王出伯、定王药木忽儿、寿王乃蛮台等全是疏族甚至驸马也封了一字王。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负责大臣的员额这时候也比前朝大增。枢密院从世祖朝六员、成宗朝十三员激增至三十二员1。还有更多的“遥授”职衔。当时人记载说“今天子即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2。宿卫马谋沙以“角斗屡胜”即遥授平章政事3。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微至优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参政者。其他因修造而进秩以技艺而得官曰国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于朝。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4。选法的混乱必然会促成吏治的紊乱。朝廷制诏变更不常“甚则朝出而夕改于事甫行而止者随至”5。地方官吏往往擅自离职营干私事。云南行省丞相铁木迭儿私离职守赴都竟以答己懿旨贷免复职。朝中正在讨论的未决事宜也经常泄露到民间。甚至“诏2据《元史》本传哈剌哈孙罢相原因是因为他反对秃剌以皇室疏属晋封为一字王（越王）因而受秃剌谗谮所致。事实上哈剌哈孙倾向儒学很可能在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协谋挫败卜鲁罕集团后同李孟等人一起参与过谋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帝的密议因此海山对他不甚信任。据《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英宗时初修的《仁宗实录》追述大德十一年事“不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定策功惟书越王秃剌勇决”。实录所据当即武宗时已删定的内府秘乘。由此亦可见海山的态度。

3语见《至大改元诏》《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1《元史新讲》第3册页349至354。

2揭傒斯：《送程叔永南归序》《揭傒斯集》卷八。

3《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4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5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稿未脱而奸民已复群然诵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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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方面的“惟新”政策酝酿了两年之久方始出台。大德十一年九月武宗曾下诏立尚书省以脱虎脱、教化、法忽鲁丁立省政俾其自举官属并铸尚书省印。因为遭到御史台的反对这项诏令似乎没有实施。拖了一年多自大德六年以来一直在急上涨的物价仍无止息迹象至元钞贬值展到很难收拾的地步。武宗这才决心专任尚书省整顿财用时在至大二年（13o9）八月。最初由中书右丞相乞台普济兼任尚书右丞相不久又擢升脱虎脱出任此职与三宝奴、乐实等人一起受信用之专主持财政改革。至大二年九月诏行“至大银钞”以新币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按官方原定的兑换价格以至元钞二贯准花银入库价一两、赤金入库价一钱；因此新币的行实际上是通过由政府明令宣布至元钞贬值一倍半的方法把通货膨胀的患害转嫁到私人用户身上。新钞行用后面额一贯的中统钞只抵至大银钞一两的二十五分之一名实严重不符因此颁行至大银钞同时废中统钞限一百日内赴库倒换。至大银钞的面额有以文、十文、百文、两计者共十三等1。以文为单位的通货作为小额辅币在民间日用品的零售方面使用甚为广泛但厘钞因为流通过于频繁最易昏烂既不便于民印刷和行也不经济。大概就是出于这些原因三年正月元廷又决定行用铜钱行“至大通宝”其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并以历代铜钱与至大钱相参行用。在币制改革的敏感时期以行用信誉稳定的金属辅币来平抑小额零售商业领域内物价的过份波动应当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经济措施。

自从至元二十年由朱清、张瑄创通漕粮北运的海路以后七八年之内从江南海运到北方的漕粮就由不到十万石剧增至一百五十万石。大德后期海运粮更达到一百七八十万石。至大二年尚书省理财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把海运粮数量再次大幅度提高。二年运出二百四十六万石至者二百三十八万石；三年运出二百九十二万石至者二百七十一万石。海漕的运输成本比6运节省十之七八比之河漕也节省十之五六1。海漕粮主要来源于南方官田岁入（部分出自分赐给诸王贵戚的赏田由政府以钞“酬值”）。对京畿地区粮食供应的明显增加使政府能够通过控制粮价保持市面的基本稳定从而缓解币制改革对社会生的冲击。

尚书省其他的理财政策包括增加盐引价格（每引增至大银钞四两按至元钞计每引比元贞年间增加七贯）；开酒禁立酒课提举司；增加江南6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1《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十三等”。据此其面额等次应为一两、二两；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二厘、三厘、五厘。1“河漕视6运之费省什三四；海道视6运之费省十七八”。见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三四《漕挽之宜》下。

富户高收入税；凡收入五万石粮食以上者每石输二升于官；追征各地逋欠钱粮；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以“拘田之米”补京畿米粟不足2。这些做法与至元时期尚书省的举措颇为相似却不如那时偏激。

尚书省臣执政的重点是通过各种途径开辟财源以增加国入。这一点与儒家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注重节流的观点正好相悖。儒臣们主张兴利不如除弊；“利源不可启以其一启而不可复塞也”1。因此他们从尚书省初建就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批评和阻挠这些理财措施的实行。

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于大都年三十一岁。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