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并不是孙权，因而吕蒙也必须用战争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扩充自己的部曲。这便是吕蒙成为抗刘“急先锋”的潜在动机。

最后的陆逊较为特殊，虽然“世江东大族”的他却从小丧失双亲，从小便寄居在从祖陆康家中，后又过早的“为之纲纪门户”，更为要命的是，自己所仕的主人居然是当年围攻庐江的孙家，这一切的经历无不成为笼罩在他心头的阴影，知道这一点，他孤僻冷漠、少年老成、沉默谨慎的『性』格也就不难理解了，正是如此，使得陆逊一直没有自己的主见，只是迎合孙权的意愿，如果说转换对刘立场的根源是对天下脉搏的把握的话，那么其催化剂（迅捷的速度）则无疑是出于迎合孙权的结果。所以后来陆逊一旦与孙权有了分歧（关于立嗣问题），孙权立即就罢免了陆逊的丞相，并“使责让逊”，以至于陆逊很快就“愤恚致卒”。

五、神秘外纱的背后

事实上，不仅是陆逊，江东四杰的其他三位也同时扮演着鹰派与鸽派的双重身份，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而已。

周瑜就曾经有过和刘备集团合作共取益州的想法，从联刘这个意义上说，他同时也应是对刘的鸽派人物了，只不过刘备多疑，借口刘璋是其宗族不忍讨伐而谢绝从而让这样一个计划夭折罢了，否则，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看到的周瑜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9

鲁肃他虽然一直力排众议主张联刘抗曹，但是有些时候却一反常态，并不反对鹰派与刘备开战的想法。比如邀请关羽面议，表面上看来是为了调和矛盾，实际上谁都知道，当时双方已经摆成那样的架势了，基本上是不可能调和的了。何况他调和时说话的语气，更象是为了激起矛盾。而且后来吕蒙需要重新结好关羽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鲁肃与关羽的关系并不和谐，孙刘联盟在此刻已是一纸空文。10或许以上两点还仅仅是猜测，不是那么有力，那么鲁肃曾公开赞同吕蒙的抗刘方案总该或多或少的说明些问题了吧。(11)

即便是一直敌视刘备集团吕蒙也好歹有过“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的行为（《三国志；吕蒙传》）。我们暂且不论那次主动结好的真实动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孙吴集团对刘备集团的态度的变化是根据自身利益为前提而改变的。

不难看出，鹰派与鸽派的实质不过是两种不同的面具罢了，在特定的时候，他们为了更多的获得自身或者本集团的利益，自然可以拿下以前的面具，换成另一个。况且，如果鹰派与鸽派的界线真是泾渭分明的话，如此之大的分歧必定难免争执，甚至很可能分化为两个真正的派系。很难想象有着如此大分歧的双方能够和睦共处，究竟是联刘还是抗刘，谁都无法否认这是孙权当时外交和军事上的最重要的大事。

然而事实上，史书上丝毫没有关于他们争执的记载，仿佛他们是各自唱戏，丝毫不管对方。更甚者，周瑜临终前推荐的竟然是“鸽派”的鲁肃，而鲁肃逝世时，推荐接替他的又竟然是“鹰派”的吕蒙！(12)如此矛盾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

如果我们现在对比当今社会美国的一些言行，我们则会惊奇的发现这些不仅丝毫不矛盾，甚至非常合理。事实上，美国的鹰派与鸽派也一直是“面离心和”，尽管在公开场合他们常常唱对台戏，甚至偶尔也会拆对方的台，但是实际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实际上是互相配合，互唱白脸红脸的双簧。当鹰派的某些行为引起了国际舆论和本国民众的非议时，鸽派就马上跳出来发言，名为谴责五角大楼，实则为他们准备台阶。相反，若是外界的声音渐渐平息的时候，五角大楼立马又会出来给大家敲敲警钟。这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的故事中演绎的维妙维肖。

莫非，吴国的“鹰派”与“鸽派”的本质亦是如此？鸽派努力促使孙刘继续同盟，即便仅仅是名义上的。而鹰派则给刘备集团一定的威慑力，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出手获益。又是白脸与红脸的一唱一和，演绎着不是很新鲜的“闹剧”。如果历史的真相果然是如此的话，我不禁要为古人们的政治手腕所叹服了。

最后做点补充：即便是第二次孙刘同盟也丝毫不稳固，否则蜀国也大可不必在“蜀中无大将”的危难时期，将文武全才的邓芝放在对吴的前线。(13)而吴国后来一直还有人疑心蜀国说明联盟的不稳固『性』。(14)这也可以从侧面映证孙刘联盟的本质。

综上所述，对孙吴来说。是否联盟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在这样的前提下，鹰鸽二派的联刘抗刘方针只不过是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罢了。而事实上，孙吴也的确是最大的赢家，至少是表面上的：既遏制了刘备集团的恶『性』膨胀，孙刘联盟又仍然存在，更为难得的是曹魏在此前后并没有捞得多少好处。重要的事实是：完成了父兄的遗愿，夺得了几乎整个荆州。－－至少，为自己晚年的逍遥捞取了资本。至于长远利益，那不是孙权愿意考虑的，也不是他能够考虑的。(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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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四德与七出之条》（转载）

《三从四德与七出之条》

“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三从四德 定义、源流

“三从四德”是为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在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的进行的规范要求。

“三从”一词最早见于周、汉儒家经典《仪礼?丧服-子夏传》，在讨论出嫁『妇』女为夫、为父服丧年限（为夫三年，为父一年）时，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引申为作为女儿、妻『妇』和母亲的『妇』女应对男『性』服从。但『妇』女屈从由来已久，“女”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是屈身下跪的形象（出示字体）；《周易》中有主张『妇』女顺从专一、恒久事夫的卦辞，后来要求『妇』女殉夫守节，限制寡『妇』改嫁等。

“四德”一词见于《周礼?天官?内宰》，内宰是教导后宫『妇』女的官职，负责逐级教导后宫『妇』女“阴礼”、“『妇』职，其中较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