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女中豪杰郑毓秀传（4）

和会期间，给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郑毓秀一手导演的“玫瑰枝事件”。在西方列强操纵的巴黎和会上，相关条约不利于中国，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国内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由于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约的压力很大，北京政府便把签字与否的责任推给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团长、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这使陆左右为难，提出辞职又不准，便装病躲进巴黎近郊的圣克卢德医院。就在巴黎和会签字的前一天晚上，即1919年6月27日晚上，300多名留法学生和华工包围了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的下榻地，要求他不要在和约上签字。由于郑毓秀出色的辩论和外交才能，她被推举为代表与陆征祥谈判。而此时，陆征祥已接到北京政府的示意，准备在和约上签字。郑毓秀急中生智，在花园里折了一根玫瑰枝，藏在衣袖里，顶住陆征祥，声色俱厉地说：“你要签字，我这支枪可不会放过你。”受到惊吓的陆征祥不敢去凡尔赛宫签字，由此保留了中国政府收回山东的权利。

后来，郑毓秀还将这根玫瑰枝带回祖国，在客厅里悬挂多年。1924年，品学兼优的郑毓秀终于取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子获此殊荣的人。

四

1920年，郑毓秀应吴玉章邀请，从法国回国，赴四川宣传男女平权，鼓励女生出国留学。同年12月，郑毓秀与张申府、蔡元培、陈大齐、刘清扬等同船去法国，郑毓秀还亲自带了四川女生张振华等6人赴法，为她们筹措旅费，送至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中国到法国留学的学生已达1000多人，其中女生约30余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许多工厂停工，留学生找不到工作，生活十分清苦。当时，郑毓秀结识了一位法国的美籍参议员格儒夫人，郑毓秀请她在一段时间内援助中国留学生向警予等人的生活费。现在保存的向警予烈士的书信中，有向警予1922年3月14日给中法协会的信，其中多处提到郑毓秀在巴黎帮助她们解决困难的活动。

20世纪初，婚姻自由观念开始抬头，在新思想影响下，一些地区的妇女，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女学生冲破旧风俗，自由择偶，并在城市中举行文明婚礼。为了能让婚姻自由的观念制度化，郑毓秀在南京国民政府立法会中首次提议，将妇女婚姻自主权利写进法律条文之中。1912年3月，唐群英、张汉英等成立神州女界参政同盟会，以实行男女平权，普及教育为宗旨，在各省建立了支部。五四以后，妇女参政再起波澜。1919年，广州军政府外交部任命郑毓秀为外交调查名誉会员，被称为“中国女子参政之先例”。其他各省妇女参政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但是，当时社会舆论对妇女参政热潮褒贬不一，多数人不支持女子参政，认为“不知法律，不知道德，不知名誉之人，使之参与国政，吾恐参政不已，必得以无穷希望，作非分之要求，名为二万万女子争权，实为十数女子争利，不几贻民国之玷污，而招外人之讪笑乎”。一些人虽然认为女子应有参政权，但鉴于政界龌龊，主张妇女不应卷入，应更多地致力于社会改革。女子应该先谋“教育平等”，“要求生活技能”，“谋求新的经济”，然后再考虑参政。而从海外留学归国的郑毓秀，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妇女的能力，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荒唐，宣扬了“女子有才才有德”的新观念。

1925年郑毓秀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先后写有《MyRevolutionaryyears——theAutobiographyofMadameWeiTao-Ming》《国际联盟概况》、《中国比较宪法论》。《国际联盟概况》于1926年出版，由王宠惠作序，最早向国内介绍了国际联盟的情况，对于开阔国人视野功不可没。《中国比较宪法论》是郑毓秀的博士论文，将中国宪法与外国宪法进行比较研究，意义重大。

1926年，郑毓秀与魏道明博士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了“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执行律师业务，并成为中国第一个女律师，屡屡打赢了著名官司，名声噪起，一时应接不暇。同年，郑毓秀与魏道明结为伉俪。以后，郑毓秀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人际关系，积极参与一些重大的社会事务活动，开始扬名上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