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女中豪杰郑毓秀传（2）

二

孙中山联合海外各派革命党组成同盟会，主张用暴力方式推翻清王朝，从1905年到1908年冬，同盟会已经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大批革命青年为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批评反响很大，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批评了革命党领袖的风潮。同时，革命党内也出现了一股“倒孙狂潮”，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外的怀疑人士重树对革命的信心。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

“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汪精卫计划他和黄复生先期抵达天津，做好准备再将喻培伦制作的炸弹携带到北京。1909年10月，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由同盟会的郑毓秀专程迎接他们。此时的郑毓秀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廖仲恺特别写信给她，要求她全力帮助汪精卫等人的暗杀活动。

双方见面后，汪精卫谈了他们的计划，又对郑毓秀说：“听说最近北京的火车站盘查得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容易引起怀疑，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郑毓秀当即爽快地答应：“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郑毓秀凭借她的机智勇敢和社交界的名气，邀请了一位追求她的西欧外交官和她一同去往北京。1910年２月10日，北京前门车站，这位西欧外交官帮郑毓秀提着她装有炸弹的行李箱，她则挽着外交官的胳膊，大摇大摆走出检查处，巧妙的躲过了车站警察的检查，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刺杀的计划目标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2月底，他们将从欧洲访问返京，准备再车站投掷炸弹将其炸死。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危机四伏的清廷正努力挽回人心，搞了个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于是，下车人流中，普通人里夹杂着红顶子官帽，而戴红顶子官帽的人又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看花了眼也无法辨别哪两个是载洵和载涛，即使看清也怕误炸了无辜乘客，只好终止了这一暗杀计划。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两个月，郑毓秀多次为革命党人秘密运送军火，传递情报。作为颇富传奇色彩的女性，郑毓秀还曾经两次参与了革命党人暗杀清廷要员的活动。

第一次是刺杀袁世凯。时值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惶恐不已，为了挽回时局，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预备血腥镇压革命党人。于是，革命党人决定行刺袁世凯。民国元年1月9日（1912年1月9日），革命党人罗明典、张先培得知袁世凯将于翌日早上上朝，于是，郑毓秀、钱铁如、傅思训等10余人聚集商量，决定先暗杀袁世凯，以除革命的真正障碍。根据刺杀行动计划，将刺杀成员分成四组进行。第一组张先培、傅思训、许同华、黄永清、陶鸿源等隐匿于三义茶叶店楼上；第二组黄之萌、李怀莲、李献文在详宜坊酒楼伪装饮酒；第三组钱铁如、曾正宇、杨禹昌、邱寿林等在东安市场前徘徊；第四组郑毓秀与吴若龙、罗明典三人则共乘马车一辆，游弋于东华门、王府井大街之间。各组准备在预定地点同时向袁世凯投炸弹。1912年1月15日，各组已奔赴战斗岗位。郑毓秀突然接到同盟会驻北京支部的紧急命令，放弃刺杀袁世凯的行动。因为最新的情况表明，南北议和的真正阻力是来自良弼，而不是袁世凯。郑毓秀连夜行动，根据平时的线索，通知了8位战友，但未接到通知的战友还是按计划实施了刺杀袁世凯的行动。但刺袁未遂，大批军警赶到出事地点，当场捕获了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萧声等10余人。郑毓秀当时在场，但由于她机智勇敢，最终得以脱离现场。当天晚上，袁世凯的特务头子、营务处总理陆建章对抓获的10余人亲自审讯，后来其中7人由郑毓秀去找外国记者出面保释，只有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是在射击时被捕，罪证确实，被立即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