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青年学生应邀来到旅馆，向孙元起汇报学会筹备进展情况。孙元起见那几个人面生得紧，便道：“你们几个，是等着泽民、星枢介绍呢？还是自我介绍？”

“那还是自我介绍吧”或许是因为在欧洲呆的时间久了，在座各位倒不像国内那些学生一样拘谨。

接着有人自告奋勇站起来：“学生何育杰，字yin苜，浙江宁bo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入京师大学堂，二十九年和星枢一起公派留欧，现今在曼彻斯特大学学物理。”

何育杰？孙元起嘴里念叨半天，这才想起在以前母校物理系史的展板上，第一位就是这位何先生。当下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这么说来，我和yin苜既是师生，还是同行啊。以后我们可要好好jiāo流一下”

“学生哪敢学生接触物理就是从先生的著作开始的，之后您又是我和星枢的校长，眼下先生更是名扬四海，连曼彻斯特大学的物理教授听说我是您的学生，都对我另眼相看呢。学生该向你求教才是。”何育杰不敢托大。

“yin苜，要有当仁不让于师的气概嘛”孙元起笑道，接着又问：“你请坐下面该谁啦？”

“我来吧。”一个和孙元起年龄仿佛的小个子起身说道，“学生利寅，字寿峰，广东huā县人，原在广雅西学堂学习西学，后被选派来英国，现在伦敦大学学习化学。……”

孙元起听了大家的介绍，心中大体有数：虽说这几个人没能涵盖理、工、农、医四大科学主要mén类，不过像物理、化学、数学、医学等主要mén类已经略备。

李复几见介绍已毕，才清清嗓子：“百熙兄，那我跟你汇报一下会议筹备的最新进展？”

“有劳泽民兄。”

“自从18日开始发出电报到现在，共有145人报名参会。因为德国、比利时路稍远些，在随后的两天内应该还会有不少人报名。估计截止至平安夜，报名人数应该在200人左右，在欧洲学习科学的留学生基本上都会来，专业广泛涉及理、工、农、医等四大mén类。这里是已经报名学生的详细资料，请你过目。”

孙元起接过李复几递来的资料，认真观看诸人所学专业一栏。李复几在一旁继续说道：“因为参会人员较多，而且恰值圣诞，每日所费不赀。为节省经费计，我和星枢、yin苜、寿峰等几个人商议之后，决定会期定位两天。百熙兄，你看如何？”

沉yin片刻，孙元起微微摇头：“既然这是第一次开会，最好给大家留足充裕的讨论时间，依我看，不如多延长一天。第一天上午开全体大会，下午各人根据自己爱好选择不同学会，开始分组会议。第二天仍然分组会议，各小组要选出学会的领导人，敲定学会基本章程和未来发展方向。第三天上午，各学会的领导开会，小组成员继续讨论，下午全体大会，宣读学会的章程和框架，最后闭幕。当然，具体详细的安排，你们等会儿商量着定。”

何育杰这时候chā了一句话：“先生，我们这个机构就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学会’？”

“哦，你有不同意见？说来听听。”

“学生是这样想的，综观我国留学生，在美洲最少，估计不到百人；其次是欧洲，大概在三四百人之间；最多的却是日本，至少也有五六千人。”何育杰在发表自己看法之前，先给出了一份数据来。

孙元起心中思忖道：清末留学日本学生多，主要是因为国人觉得和日本一衣带水，同文同种，而且日本变法成功，打败大清、俄国，再加上日本善意恶意jiāo织的yin*，所以大家出国留学的目标首选日本；至于欧洲，虽然英、法、德等国都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但道路遥远、种族大异、语言难晓，相对留学生就少许多；而美国则是新鲜出炉的暴发户，有钱没文化，尽管态度不错，但大家还是懒得去。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到民国中期之后，随着一战后美国的国力增强，美国渐渐跃居出国目的地的第一位。那时的大学教授，多数都有留美经历。仅以南开大学为例，1930年全校有教师41人，留美归来的31人；1936年的34名教授当中，留美的33人。另据有关统计，30年代前后由留美生任大学校长的就达50多人，几乎占当时所有大学校长的80。

到了现在，美国更是当之无愧的no.1，欧洲依然是第二，至于日本，则已经褪去了他曾有的光环，委委屈屈地坐在第三的位置，甚至有时候都比不上加拿大、澳大利亚。

何育杰接着说道：“先生你在伦敦振臂一呼，成立学会，欧美留学生自然望风景从，无人不服。只是在日留学生听到之后，难免会心生龃龉。如果他们效法我们，自己成立学会，两者之间相互颉颃，反而不美。

“所以，我们不如暂时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欧洲分会”等会议结束后，将相关会议章程和会议结果函告留美、留日同仁，让他们各自成立美洲分会和日本分会。我们三者之间平时互相jiāo流沟通，但互不统属。等国内立宪成功，党禁一开，我等再在国内合力共建正式的‘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统属欧洲、美洲、日本这三个分会。您看怎么样？”

中国人喜欢拉帮结派，占山为王，动辄根据地域或生活背景，标为“x党”、“xx派”。这种风气在学界也存在。在民国时期，由于有留洋经历的人多了，就一度出现留美派、留欧派、留日派之别，甚至待遇都有区别。留欧、留美的工资最高，留日的往往低上三四层；至于没留过洋的土鳖教授，一般只能拿到留欧、留美工资的一半多一点儿，搞得刘半农、向达等人都三四十岁了，还要出国镀镀金。

而且这种风气也很明显地体现在研究机构的设置上。国民政fu在1928年决议成立中央研究院，在成立之初，中研院就被欧美派牢牢把持，针chā不进、水泼不透。在迁台之前，两任院长：

蔡元培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四年旁听生；

朱家骅则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博士。

中研院负责行政管理工作的是总干事，在前后十一任十位总干事中：

杨杏佛，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

丁燮林，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

丁文江，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双学士；

朱家骅，德国柏林大学博士；

任鸿隽，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傅斯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

叶企孙，美国芝加哥大学学士、哈佛大学博士；

李书华，法国图卢兹大学硕士、巴黎大学博士；

萨本栋，美国斯坦福大学学士、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博士；

钱临照，留学英国伦敦大学。

这十个人中，居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