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当时不少人受过他的指导。但他的诗文中有不少是应酬题赠之作,没有什么价值,只是形式上典雅工丽而已。只因他位居首辅,影响面大,便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茶陵诗派”。
李东阳没有积蓄,回乡后,以卖字为生。
他擅长篆书和隶书,有一天,将近七十高龄的李东阳正在休息,有人来求他写字。他躺在床上不想起来,夫人笑着说:“今天有客人来吃饭,桌上的鱼菜还没下落呢!”
“是吗?”李东阳急忙爬起来,为挣几个钱来招待客人,而欣然命笔。
王守仁跟李东阳正好相反,他不但不去阿附刘瑾,反而上疏去为那些遭受刘瑾迫害的官员们鸣冤,其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守仁字伯安,是浙江余姚人,生于官宦家庭。父亲王华是成化年间的进士,历任翰林院修撰、学士等职,还担任过礼部侍郎、南京吏部尚书。
王守仁少年时便有大志,不但读书,还勤练武功,文武兼修。
十五岁时,曾到居庸关游览,又沿长城东行直抵山海关,纵览了这一带的山川形势。弘治十二年,考中进士。正德时任兵部主事。
王守仁的疏文,自然是首先到了刘瑾手里。
刘瑾一见就火了,矫诏把王守仁下到狱中,打了五十大板。王守仁死而复苏,刘瑾又把王守仁贬谪到贵州龙场驿(在今贵州修文),担任驿丞。
王守仁带着杖伤,一路过了大江。他的一个友人骑着快马追上他,告诉他,刘瑾觉得,将他谪为驿丞,还不解恨,又派锦衣卫缇骑校尉来捉他回去,准备将他处死。
这个友人听到消息之后,马不停蹄,抢在前边,顺着大路追了几天,才把王守仁追上,要他赶快想办法逃走。
王守仁来到钱塘江,那是个月夜。他面对着滔滔江水,心中也象江水那样翻腾。
想到战国时的伍子胥,一忠心却为奸臣所害,人们都说,这钱塘怒潮,便是伍子胥的英魂所驱使。现在“八虎”等奸臣当道,难道说自己也要成为另一个伍子胥不成。
于是,他便掏出纸笔来,借着月光,写了首“遗诗”用石块压下,然后脱下衣冠和鞋子,扔在江边,自己却沿着芦苇丛偷偷地溜走了。
第二天,这些东西被渔人发现。因为诗作上有王守仁的署名,渔人便到杭州府去报告。
杭州知府杨孟瑛,久慕王守仁的文名,听说后大吃一惊,连忙到钱塘江边去查看。
恰好,这时京中追来的锦衣卫校尉们也赶到了。大家在现场进行分析,断定王守仁是投江自杀。校尉们自回北京去,向刘瑾复命。
知府杨孟瑛却去向藩台(即布政使)和枭台(即按察使)报告。藩台和杲台也叹息不已,就让杨孟瑛代表他们在江边设祭,追悼王守仁,还把王守仁的衣冠和“遗诗”殓葬起来,做成一个“衣冠冢”。
于是,人们都传说开来,那有名的才子王守仁死了!
而这时王守仁,却隐藏在武夷山中。
过了一段时间,他怕连累在南京任尚书的父亲,又偷偷地跑到贵州龙声驿去上任了。
贵州是个僻远的省份,龙场又在万山丛中,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人小小驿马站的驿丞,是谁也不会注意的。
这儿的居民又多是苗、瑶等少数民族,他们不懂得文化,也没人知道王守仁的大名,因此他得以无事,反而人有充裕的时间,使他能够专心治学了。
王守仁少年时,学术界正流行着“格物致知”的学说。
这“格物致知”原出于《礼记》,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格”就是“推究”的意思。宋儒朱熹加以提倡,说格尽天下之物,便可豁然贯通。
王守仁坐在自家的庭院里,想到竹子也是“物”,如果去“格”竹子,会不会悟到真“知”呢?于是他便对着竹子冥思苦想,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就苦守在竹丛跟前。
那时,他父亲在京作官,家里别人劝他也劝不动,他就那么一连“格”了七天,“知”没悟到,却累出了一场大病。
从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尽信书不如不信,真知还应该自己去创造。
为了博取知识,少年王守仁还去听道士谈谈养生,向佛教僧侣问禅机,到处求教。现在作了龙声驿丞,使他有机会认真思索“物”与“知”的关系了。
那龙场驿僻寂荒凉,生活艰苦,王守仁反以为乐。他天天瞑目静坐,苦苦思索,终于在一个月夜,大叫一声,悟出了“格物致知”的道理,原来就在自己心中,不须外求。
这一段故事,被后人称之为“龙声悟道”。
刘瑾事败后,王守仁被邀出山,到贵阳书院讲学,以后又回到浙江,在绍兴的阳明洞筑室读书,研究他的学说。
因此,人们便称他为“阳明先生”。
王守仁的学说,其实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中心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而“行”则是“知”在行为上的表现。
在他看来,“知”“行”都在我心中,心外什么也没有。
他又进一步提出了“良知”说,要人们扫除私欲,遵守封建道德规范,以达到“致良知”的目的。
后来,他的这一套哲学体系,被他的学生们所整理,汇编成《大学问》和《传习录》两本书,使他的学说广为流传。
以后王守仁又出来作官,他作过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一是平息了宁王朱宸濠叛乱,二是血腥镇压赣南、福建的农民起义和广西的少数民族反抗明廷压迫的斗争。
只广西一役,据他自称,就杀死了四千多人。事实上,他又不是一个刽子手——不过这些是以后的事情。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刘瑾是怎么垮台的?
刘瑾把持朝政,驱使锦衣卫、镇**和靖**为己所用,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贪婪地搜刮财物,弄得民怨沸腾。
正德五年,封国在宁夏(今银川,当时属陕西省)的安化王朱寘,早就野心勃勃,认为这是一个夺取皇位的机会,便以清除刘瑾为名,兴兵叛乱。
朱寘发布檄文,列兴了刘瑾的罪状,声称“特举义兵,以清君侧。”
叛乱发生后,陕西官员急忙把朱寘发布的檄文封奏朝廷,并请求派兵剿除。
奏章到了刘瑾手里,刘瑾见檄文上揭露自己的罪恶,件件都是事实,便对朱寘恨之入骨。他马上将檄文藏了起来,只奏请皇帝派兵讨逆。
正德皇帝朱厚照便起用前都御史杨一清为总督,派太监张永监军,率军讨伐。
等他们赶到陕西时,当地镇兵游击将军仇钺等已将朱寘擒获,叛乱仅十八天便结束。杨一清和张永便函带着朱寘父子,班师回京。
行军途中的一天夜里,杨一清跟张永一同饮酒,杨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