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发作，忙拉了丁师兄到门外，说这事交给我，去警察厅走一趟，保准不会有事。

　　送走丁师兄，我问小宝，怎么突然又会说话了？

　　他说，不想说话是怕一开口就说不出好话，这剑法练完感觉气息不顺。

　　我问他还找薛天吗？他又拿起那份《晨报》看了看，说：“丁师兄什么也不知道，这个警察厅长恐怕有危险，我得赶紧动手，不然又是一条人命。”

　　打听到警察厅长的具体住处，我和小宝每天去廊坊头条附近的爆肚冯待着，一天吃两顿爆肚，吃得我闻见芝麻酱味儿就反胃。蹲到第四天晚上，厅长家果然出事了——我们俩盯了三天，每天都是凌晨两点后才灭灯，这天刚过12点，突然全灭了灯。在胡同口一瞧，门口的警卫不见了。

　　小宝提了剑，翻墙进院给我开了门，我俩沿着墙根往里走，见院里躺了几个警卫，身上也没什么伤口。小宝摸了摸，都被拧断了脖子。登上洋楼，又是两个仆人的尸体，也都是一招毙命。

　　小宝叹了口气，说肯定是薛天，楼里没一点动静，恐怕已经得手了。我俩绕过洋楼进到后院，见一个黑衣人站在院子中间，手里拎着一把长刀，正是薛天。

　　他见到我们俩，微微一皱眉，说：“看来你们是都知道了？”

　　小宝也没再问，朝薛天晃了晃长剑。薛天哼了一声，站了个马步，脸上严峻起来。小宝身上也一动，移到我身边，一伸手推在我背上。我“啊”的一声还没叫出来，竟被他生生抛到院墙外，摔得俩眼睛发黑，晕了过去。

　　我最终也不知道那晚小宝和薛天发生了什么——现在想起来很幸运，没有看到小宝变成那种“不像是人”的样子。醒来时，我已经在西四家中的卧室里了，小宝坐在我跟前。我想坐起来，脑袋却疼得要命，伸手一摸，后脑勺撞了个大疙瘩。

　　我骂小宝，你差点儿摔死我。小宝咧嘴哈哈一笑，说幸亏扔出去得早，晚点可能你就没命了。我一看他笑，松了口气，这小子又变回来了。

　　小宝说，薛天死了，一剑致命，算给师父报了仇。我说这下你厉害了，但也太可怕，打起架来像个鬼。

　　“师叔功夫比我厉害太多，要像平时比武，我肯定输，但用六部剑比拼，我却有胜他的诀窍。”

　　我问什么诀窍。

　　小宝说，六部剑不算剑术，更像邪术，练的是精神，“窍门很简单，师叔今年50多岁，我25岁。”

　　小宝起身出了房间，回来时手里拿着个《晨报》叠成的纸包。他打开纸包，里头是那把长剑，已经断成了三截。他说，我已经断掉了这把剑，今后也不会再用剑，这邪术就到我这儿为止吧。

　　第二天一早，《晨报》登了新闻：警察厅长家宅凶案，武士会会长俱客人离奇身亡。原来，殷家公馆是个对称结构的洋楼，薛天潜入后，进了对面客房，误杀了在殷家留宿的客人。报上说，当时床底下藏了一个女仆，因惊吓过度至今仍神志不清。

　　我休息了几天后，脑袋变得清醒，在家翻看周树人翻译的文章，里面提到“超人”的说法，虽然不是很明白，却让我想到薛天和小宝用六部剑打斗的样子。在那几分钟里，他们聚集所有的精神和力量爆发，是超越了平常人，还是瞬间变回动物了呢？

　　正如太爷爷金木的不解，小宝用六部剑一剑致命的场景，我也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

　　后来，我翻阅到金木两年之后的笔记，才知道当时的情形不仅仅是“一刀致命”那么单纯。虽然处于几近失控的状态，小宝击倒薛天的一招，手上还是留了力气。刀尖刺穿薛天的肩膀，废了他一只膀子，却并未伤及要害。小宝想就此了之。

　　这时，厅长家的卫队已经集结在院子里，几十条枪对准了两人。小宝可以轻易走掉，薛天却必定会死在枪下。小宝补了第二刀，刺进了薛天的心脏。他告诉金木：“一代宗师，无论如何不能让枪崩了。刺这一刀时，我才知道，其实我也和师叔一样，看不上枪炮。”

　　在我看来，小宝虽然也有一份武人的强烈自尊，但却和薛天完全不同。

　　因为自尊和骄傲，薛天想复兴武术，但也因此唯我独尊，藐视弱者——在他眼里，强者生存，弱者灭亡，人的高下卑贱是按强弱区分的。

　　然而，横扫一切的强就一定强吗？唯我独尊者，往往自取灭亡。

第15案 婢女性虐宣武门 春宫活现成衣铺

　　北洋时期，记者和自由撰稿人，比侦探和巡警还灵通，每天在报上写社会见闻。警署看报纸上写哪儿出事了，就跑去调查，很多时候，都能逮个正着。

　　1920年，北京的报纸上，有个人匿名写了一个婢女被虐杀的线索，并且每两天跟进一次。这件事和我太爷爷金木有关，他查了三天，搞出了一个大事情，还差点被打死。

　　事件名称：13岁婢女失踪案

　　事发时间：1920年9月下旬

　　事发地点：北京石驸马大街（今西城石驸马大街）

　　最近几个月，报纸上的标题不断提到一个词：虐待。我经常看的三种报纸，《益世报》《群强报》和《晨报》，每周都会有两三篇文章谴责虐待婢女[婢女，一般是七八岁到十五六岁的女孩。清朝末年，法律明令禁止蓄养婢女，但整个民国期间，婢女依然存在。北洋时期，北京各警区设置了大量派出所和巡警，不会干涉蓄养婢女，但会关注婢女和家主的冲突。侦探查案的线索，一方面来自巡警的发现，另外一方面就是报纸的舆论和街坊举报。]的现象，不但特别强调“侦探注意”，还刊登不少读者来信，篇篇痛骂虐待婢女的家主。

　　西四牌楼派出所有两个我认识的巡警，上周来过两趟驴肉胡同调查，都是从报纸上看到虐待婢女的新闻。

　　这些谴责和举报文章[北洋时期的报纸，社会版经常刊登读者匿名写的社会见闻。比如1922年7月11日，《晨报》即刊登了一篇举报虐待婢女的文章——《不平！我也要鸣一声！为春兰之死》。]里，有个署名“非文”的作者，连续写了半个月，几乎每两天发表一篇。文章很大胆，跟踪调查一般，写每一步进展，不但写了虐待婢女的主人住哪儿，还自己做分析，把细节讲得头头是道，甚至写出了杀人藏尸的地点。写到后来，越来越离奇，和小说差不多。

　　直到几天后桂姐来找我，我才觉得这些“小说”可能很严重。

　　桂姐是我小时候的婢女，房山人，今年37岁，比我大7岁。我5岁到10岁，是她带大的。1900年，她回了房山，再没见过面。

　　9月20号早上6点多，有人敲门。小宝练拳伤了脚，我爬起来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