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不如找找歪脖儿——在商场里走散后，就再没见他人。”

　　10点多，我找到了在天桥拉夜班车的十三。他托车行的朋友打听了一夜，在天桥一间赌场找到了歪脖儿，跟他一起的，还有奄奄一息的焦二毛。我问歪脖儿怎么回事，他不肯说，憋了半晌，说：“给我钱，500个大洋，要不就算了。”

　　我说：“你也太贪了，一下哪儿找那么多钱？”

　　歪脖儿很坚持：“我敢要这钱，就是横下心了，不会跟你瞎说。”

　　我看看小宝。小宝说，看我没用，我的钱都是你给的。我从口袋里掏出纸笔，写了张条子，盖了印章，递给歪脖儿，让他有空到北新桥增裕当铺拿钱。歪脖儿接过条子，检查半天，仔细叠好装起来，然后给自己倒了杯水。他抱起杯子一口喝完，指了指自己和躺着的焦二毛，说：“邱太德，要杀人灭口。”

　　歪脖儿在商场里找焦二毛，就想问问他，为什么想杀自己。他从没去过商场，很快迷了路，摸了半天，从后面出来进了胡同，抬头一瞧，焦二毛正顺着栏杆往下滑。他赶紧躲墙角，想抓个正着，却看见邱太德上了阳台。焦二毛一见邱太德，就停住不滑了，朝他招手，“二毛对他说了一句话，姓邱的就开枪了。”

　　“什么话？”

　　“他说，您放我走，明儿我把歪脖儿也做干净了。”

　　焦二毛肩膀挨了一枪，扑通一声掉了下去，摔在歪脖儿跟前。

　　“我×，吓得我半死！二毛摔得一动不动，嘴里哼唧，要我救他。”歪脖儿停下，又倒了杯水，继续说：“我当然救，不是他要杀我啊！”他拍拍胸脯，“我这人，是非分明！”

　　我问他，邱太德为什么要灭口，歪脖儿扶起焦二毛，让他说。

　　从八大胡同挑妓女，设法弄进济良所，再从济良所合法娶人，卖进七圣庵，这桩生意，邱太德已经做了很久。他从不亲自出面，办事的人都是犯了死刑的犯人，邱太德承诺，做成了买卖就让他们换个身份跑路。半年多来，邱太德暗中打点了济良所上下，做得干净利落，更何况，买人卖人的，全是假身份，几乎无从查起。

　　小知己在七圣庵撞破了事情，坚持要查，竟去找到邱太德报案，自己送上了门。焦二毛贪财，收了邱太德一千个大洋，不想事儿没办成，还败露了身份，“姓邱的平时对我们像兄弟，给钱从不小气，一出事马上变脸，太可怕……”焦二毛边说边咳，血溅了我一身。

　　我点上一根烟，塞到他嘴里，说：“抽两口，就没那么疼了。”

　　小宝检查了焦二毛的伤口，子弹从正面穿过肩胛骨，没伤到内脏，但失血过多。走之前，我又写了个条子，递给歪脖儿，告诉他，按地址去找这个地下诊所，待在那儿别乱跑。

　　回到西四，实在太累，我一觉睡了两天，醒来已经是5号中午了。起床后，我泡了壶铁观音，坐院里抽烟，和小宝商量，晚上去诊所找歪脖儿和焦二毛。邱太德这件事儿，只有带上证人去找警察厅勤务督察处[北洋时期的京师警察厅，设有勤务督察处，由督察长和督察员组成，是对各区警署、侦缉队和派出所警察检查和监督的专门机构。并且，督察员有制服稽查和便衣稽查，以便调查真实情况。]。

　　正聊着，院门开了，车夫十三拿着张报纸进来，说出事了。我打开报纸一看，头条报道——外二警区署长街头遭枪杀，凶手至今查无下落。报道里说，邱太德今早一出家门，在胡同里被人枪袭，中了四枪，当场毙命。据目击者说，杀人凶手是个歪脖子男人。

　　听我念完，小宝喷了一口茶，说：“×，这小子哪来的枪？”

　　“手里有钱，买枪容易[民国期间，持枪是合法的，凡是登记购买的枪支，属于公民个人财产，但政府对合法枪支定价很高，普通民众很难买得起。因此，私贩枪支也很猖獗。1918年，有北洋政府警察假扮买枪者，获得日本人私卖枪支的证据，发现当时一支十响毛瑟手枪配200发子弹，开价是400元。相比来说，国内自制的土枪要便宜一些。]。”我点上烟，吸了几口掐掉，带小宝出门。

　　晚上，我和小宝去了那间地下诊所找歪脖儿。医生说，前天夜里，歪脖儿送来个中枪的人，自己走了。我问，送的那人呢？医生说，没救过来，死了。

　　回去的路上，我问小宝：“我这算不算买凶杀人？”

　　小宝叹了口气，说：“每回你拿钱办事，我都心疼。这回，是花得最值的。”

　　我一拍脑门：“嗨，一提花钱，还有件麻烦事儿，戴戴还在济良所呢！”

　　小宝大笑，说老金，这下你完了。

　　太爷爷查完这件案子半个月，当时的进步刊物《每周评论》19号（1919年4月27日）上发表了一篇李大钊的文章：《废娼问题》。里面提到，准许公娼制度，就是准许人身买卖，就是损害法律上的人身自由。

　　以制度提倡卖淫，当然不行，而小知己的案子，让我觉得，造成买卖妇女的，更多在于制度背后的人。本该保护合法妓女的警察成了人贩头子，救助妓女的济良所默默提供了合法贩卖的渠道，因为社会机构造成的畸形需求没有得到解决。

　　前阵子，徐浪调查过拐卖案。其中有类案子，以婚姻介绍的形式，拐卖妇女到偏远地区，称之为“合法”的婚姻移民。这背后，就是社会结构紧张造成的畸形需求。

　　有人建议，与其毫无策略地打拐，不如建立合法的婚姻介绍机构——疏导解决需求，缓解犯罪，是合理的思路。但若真的如此设置这样的机构，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周庸说，觉得我越来越悲观。我说是，但做我们这行儿的，若不悲观，就难以承受现实的沉重，若不先承受，又哪来勇气做点什么？

第8案 学生火烧赵家楼 车夫猥亵红衣女

　　我认识一个小伙子，2008年国内闹抵制法国，他坐火车跑到北京，加入中关村反家乐福游行，抢了台索尼数码相机。我听说了这事，跟他说，家乐福里干活的都是中国人。他说，中国都被欺负成这样了，他们不该辞职吗？

　　前几年，全国各地又闹砸日货，不知道小伙子的索尼相机砸了没。

　　我太爷爷的笔记里记录了一个案子，和这小伙子的奇怪行为有关。1919年5月4日傍晚五点多，北京城发生了一起强奸案，一个女孩被人当街扒光了衣服，摁在地上猥亵。奇怪的是，女孩被扑倒时，街上一片骚乱，附近的赵家楼烧得一片通红，持枪的军警正和闹事的学生撕扯周旋。

　　案件发生三天后，金木去监狱和嫌疑人聊了一天，下面是金木当年的采访文章，发表在1919年5月26日的《白日新闻》上。由于受访者是文盲，文章里有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