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必须的。

“如果能用前两种气体解决，那么自然是最好的。可如果无法解决，暴民和乱军打开军械库，面对武装起来的暴徒乱党，势必需要一种能快速压制的手段。如果魔法师继续保持忠诚那当然最好，但如果连魔法师都倒戈，这种时候就只能使用第三种气体。”

“可如果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斯托雷平迟疑着问到:

“必然会进一步激化民众的反感和愤怒。接下来是什么?遍及全国的大起义。暴民们会找到所有能找到的达官贵人，砍掉他们的脑袋。有朝一日他们会把你从大使馆里拖出来，在我的窗口下，有人会来砍掉你的脑袋，紧接着就砍掉我的。”

“然后呢?阁下。”

“然后?你死了，我死了，陛下……我们都得死。”

“是啊，我们都会死的，总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会面对死亡来临。但我们至少能选择一种庄严体面的死法。我们是在为捍卫秩序和神圣的事业而战，不论在断头台上还是在战场上，为母神恩赐的权力而英勇献身，同样是光荣的。”

斯托雷平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一度迷茫的双眼也开始闪闪发光。

察觉到斯托雷平的变化，舒伦堡立即趁热打铁。

“阁下，这场战斗没有任何退路，唯有战斗。纵然投降，王室和贵族落到暴民手中也只有身负骂名，受尽羞辱后被处决。而如果战斗到底，万一不幸战败，仍然带着王室尊严从容赴死，这难道不是永载史册的高尚行为吗?更不要说在帝国的协助之下，战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明白了。”

似乎是想通了其中关节，斯托雷平默默点了点头，将信封全数收下。

“我会马上呈报陛下，尽快全面签约。”

“期待沙皇陛下贤明的判断。”

躬身行了一礼，舒伦堡露出一个完美的商业微笑。

就在两位大人物就进一步展开合作的相关事宜进行商谈之际，一艘浮空巡洋舰孤独的驶入了圣彼得堡军港。

作为经历了亚姆立札会战，少数无伤返回的公国战舰，这艘船和它的船员历经艰险，通过了血与火的考验。然而等着这条巡洋舰和船上船员的并非鲜花、乐队和码头上亲人们的欢呼、热泪和重逢后的欢笑。只有在码头上早已等得不耐烦的军事调查委员会成员。

舰队里没有人喜欢这条船。上级嫌弃它，认为它未能尽职尽责捍卫帝国的尊严和荣誉；军官们忌讳它，甚至拒绝接受转调该舰的命令，只因为大家认为船上弥漫着“失败主义和革命”的气息。

船上的水手及军官则认为自己已经竭尽所能恪尽职守，一半多的船员仍然忠于沙皇陛下和这个国家……但他们只是一支背负着战败耻辱的败军。经历了无数困难，和一个伟大的敌人交战，通过磨难后返回了圣彼得堡，所以他们成了最危险的革命者了!

公国不需要革命者，这种危险的存在是应当被立即抹杀的。

应该说，军官们的怀疑是正确的。

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在亚姆立札会战前后经历了种种，经历了血腥残酷的会战之后，在知道了“面包店骚动”、“涅瓦河骑砍事件”的真相后，船上的水兵与许多军官已经看清了一切——这个国家的一切，这场悲剧的一切，这个时代的一切。

自觉已经看清了一切的一切后，这艘船即将为公国乃至整个世界送来开启动荡的炮声。

这艘巡洋舰的名字叫做——“阿芙乐尔”。

15.阿芙乐尔（十）

对那些没有经历过革命，对现状不满，对一成不变的日常感到厌倦的人们来讲，革命是一件时髦的、浪漫的、能够满足各种想象与憧憬的事情。对经历过动荡，品尝过流血、报复、冲突、死亡和各种颜色恐怖，燃尽所有对政治的热情之后的人们而言，革命更多的是一段充满血色的回忆。而对那些乐于燃烧自己追逐理想的人们，革命是一种需要以乐观精神、严肃态度、坚定信念去面对的事业。

不同时空环境持有不同立场的人能够看到不同面貌的革命，在“涅瓦河骑砍事件”之后，公国民众对革命的态度和前面任何一种都不同。

“社会贫富差距极大化，土地和产业被大量兼并，国家资源被王室、贵族、教士、资产寡头所垄断。民众靠劳动只能勉强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有时候连生存都无法保障。革命对在贫困线和生存线之间挣扎的民众是一种发泄情绪的管道，也是最后的手段。”

递上一杯红茶，共和国驻公国大使安东尼.斐迪南.里博达耸耸肩，继续说到:

“对于活不下去的人，比起被活活饿死再被别人吃掉，被拉到墙根下墙壁更有尊严一些。死亡和恐怖只能吓住安分守己、日子还能过下去的老百姓，对那些活着没尊严，死了也没尊严的人没有任何用处。”

“公国民众已经到了不畏惧死亡的阶段吗?”

捧着温暖的茶杯，马赛蹙紧眉头问到。

有了公国这个参照样本，马赛对帝国掌控国民和抑制革命的能力有了全新的认知。

帝国正式建国前的几个月里同样充满了混乱和恐怖，面对各种反抗，帝国同样毫不手软。但帝国却很快就平息了所有动乱，在之后的三年里更是将一切反抗纳入管理体系，可以说自始至终，一切动乱都在帝国的掌控之下。

只有夯实经济实力，以庞大的资源为后盾，交替使用糖果和鞭子才能抑制民众去实践暴力革命的冲动。鞭子真正的价值在于威慑，一旦民众对死亡和恐怖感到麻木，鞭子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公国和帝国在对手段和目标的关系认知上都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成果也是理所当然。

“民众对政府很不满，但要说为此拼命，恐怕还不至于。毕竟大家都知道军队对沙皇的忠诚还很稳固，没人想在这种时候跳出来送死。前天晚上反政府党派在特维尔斯基大街私人住宅里的聚会上，社会革命党领袖亚历山大.弗多洛维奇.克伦斯基直言‘手无寸铁的游行者，拿什么来还击采取坚决措施的政府呢？’。”

“您去参加了？”

安丽埃塔难掩惊讶。以公国和共和国之间的微妙状态，这种时候去参加这种会议可不是一个外交官应有的理智行为。

“我们有自己的线人。在这种时候，就算要承担风险也必须掌握这个国家未来的动向。毕竟这事和共和国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