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东汉政局已回天无力。

他很欣赏陈蕃意欲挽狂澜于既倒的志向，只是他觉得那于事无补了。

陈蕃到朝廷上工作后仍向皇帝推荐了徐稚：“我见豫章隐士徐稚、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着，颍川李昙，都是高德之士，为世人所知，如果请他们出山，出任三公，将是国之大幸。”桓帝下诏征五位隐士入朝，但没有一个肯出山。

当时，徐稚在山中读书、耕种，自食其力，在他的影响下，当地民风淳朴清正，世所罕见。

这就是隐士的力量。

徐稚虽然守志隐逸，但心中不忘那些推举过自己的人。

在陈蕃来之前，太尉黄琼已举荐过他了，后黄琼去世，徐稚从江西徒步赶往江夏吊唁，因为身上没盘缠，所以一路以给人磨镜子挣路费。

在江夏，参加葬礼的名士很多，包括郭泰。

但徐稚哭完就走，郭泰叫人追赶，谈到东汉时局，徐稚告诉来人：“请替我向郭林宗致谢，大树将倾，非一绳可以维系。”后来，郭泰的母亲去世了，徐稚又千里迢迢地从江西赶往山西，古时，出行唯有借助车马和脚力，这一路上经历多少磨难，是可想而知的。

到了山西，徐稚在郭母墓前放了一束春草，并不见郭泰便返回南方了。

　　及至东汉末年的建安时代，管宁代表了北方的隐士，南方则出现了以庞德公、司马徽、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徐庶、诸葛亮、庞统为代表的荆襄隐士群。

他们有的原籍荆襄，但更多的是躲避北方战乱而隐居于此，一方面这里比较安定，另一方面清幽的山水，为他们提供了隐士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这个群体的出现，是东汉后期士人由群体抗争转向自我精神独立的一个标志。

从远景看，荆襄隐士群是一种消极与逃逸的姿态；但于近景看，他们在人格上又是一种自觉和上升的姿态。

其中的徐庶、诸葛亮、庞统选择了出山，尤其是后二人，所代表的是隐士的一种类型：遇明主和时机成熟后，即由隐退而转为入仕。

这样的人物，后世还有东晋谢安、前秦王猛、隋朝苏威、明朝刘伯温等人。

但荆襄隐士群中的更多的人选择了终身隐逸。“隐，保全自身而已，不能保全天下，故非大道。”刘表曾这样对庞德公说。

作为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庞答：“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

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

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也就是说，出仕和归隐，各行其志，无高低之分。

　　至于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他们中的人，无论是阮籍，还是嵇康，都不是真正的隐士，而只是在野之士。

后来著名的隐士，到了东晋时代，早期的谢安算一个，玄言诗人许询算一个，他们代表了典型的兰亭时代的隐士风范：一方面保持着隐士的精神姿态，另一方面又不拒绝富贵的物质生活。

谢安我们已讲，在这里只说许询。

他是当时的名士，但又终身布衣。

他一生淡泊名利，常常把自己置身于江南清秀的山水间。

他喜欢山水这一点上和晚年的王羲之一样。

许询曾隐居于萧山：“乃策杖披裘，隐于永兴西山。

凭树构堂，萧然自致。”以登山临水为乐。

朝廷一次次地征召他，他一次次地拒绝。

许询有高逸之趣，但又不拒绝在京城为官的朋友和仰慕者赠送的珠宝，所谓“许玄度隐于永兴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

许询用这些钱在山中为自己修建了豪华如仙宫的别墅。

这在后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一切讲求率性自然的魏晋时代却可以。

当然，也有人非议他，而许询说：“比起把天下让给我，收些珠宝又算什么？”戴逵是当时的另一著名隐士，古琴、绘画、雕塑，无所不精，所以他的隐逸生活充满了艺术的气息。

早年时，京城权贵闻其大名，想听他弹琴，戴逵有高节，砸琴以明志：“戴安道非王门伶人！”尤此名声更甚。

戴逵也终身不仕，后隐于会稽剡县，更因王徽之“雪夜访戴”而为世人所知。

　　东晋的隐士在后期有包括陶渊明、周续之、刘遗民在内的“浔阳三隐”。

作为隐士诗人之宗，陶渊明曾多次出仕、多次归隐，四十岁之后彻底过起田园生活：“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这是一个时代即将结束时的士人的选择。

在《饮酒》中，诗人则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和前代比起来，魏晋隐士在钟情老庄上表现得更明显，无论是陶渊明，还是刘遗民，抑或周续之，都倾心于《老子》《庄子》。

尤其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带有老子风格的“小国寡民”的世外理想之境，千年以后，引得后人探寻和追慕。

他们与庐山高僧慧远关系密切，并加入了莲社。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表明佛教对中国隐士有了影响。

与陶渊明同一时代的宗炳，在具有隐士身份的同时，还是那个时代第一流的山水画家。

朝廷屡次征召其出山，皆被拒绝。

他是继许询、王羲之之后，又一个狂热的山水爱好者。

按史上记载，他“每游山水，往辄忘归”，“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

他潜幽谷，行远山，达三十年之久。

晚年时，不能再远行，于是把自己曾去过的山水都画于家中墙壁上，“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随后南北朝时的陶弘景，是古代隐士中的一个典型。

他36岁辞官，“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后隐居于茅山。

陶弘景深知广谋，梁武帝萧衍建梁前，与陶弘景过从甚密。

后萧称帝，朝廷每有大决策，必派使者入茅山征求陶弘景的意见，“书问不绝，冠盖相望”。

时人称之为“山中宰相”。

陶本可以隐居到更远的名山，但却没这样做，而是隐居在了离京城建康（今南京）很近的茅山。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是有想法的人：因为离京城近，皇帝才可以跟他形成互动。

在追逐自然适意的人生体验的同时，又参与着国家大事的制定，取得隐士与权力的两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