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
而是意味着要虚怀若谷,你得承认这样的事实,你还没有了解全部情况,应该多
提些问题来帮助自己更好把握情况。
2. 要对话、要争论,但不要强制。
在1 9 6 5年,你不能找到任何一家比纳科尔更糟的公司了。它只有一个部
门还在赢利,而其他地方都在花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公司文化,也没有一个
明确的前进方向,已是濒临破产的边缘。在那时候,纳科尔公司在官方被当做“美
国核能公司”,反映了当时追求核能产品的导向,比如“火花探测器”用于辐射
检测。公司也生产一些半导体产品、稀有金属材料、数字化影印机以及房屋的横
梁等这些毫不相干的产品。1 9 6 5年开始转变时,纳科尔公司不生产一盎司的钢
铁,也不赚一分钱,但是3 0年后,纳科尔公司却成为世界四大钢铁厂之一。到
了1 9 9 9年,公司的收入更是超过了美国所有钢铁公司。那么纳科尔公司是如
何实现由糟糕的“美国核能公司”到最好的钢铁公司的转变的呢?首先,公司得
益于一个第5级领导人肯·艾弗森的出现,他是从横梁分公司总经理的位子上提
拔上来的。艾弗森让合适的人才上车,并组建了一支包括萨姆·西格尔(被他的
同事称作“世界上最好的财务经理”,一个魔术师)和营运天才戴维·艾科克这
样的人的杰出队伍。
然后事情发生了什么变化?
像艾伦·沃兹尔一样,艾弗森也梦想着建立一家卓越的公司,但他拒绝以如
何到达的“现成答案”为起点,相反他扮演了一个苏格拉底式的调停者角色。“我
们举行了许多总经理会议,我更像是一个负责调停的中间人。”艾弗森评论道,
“会场乱糟糟的,我们会一连数小时待在那儿,讨论问题,直到事情有所眉目??
有的时候,会议变得如此暴力,人们几乎要动手,大家叫喊着,在桌子旁边挥舞
着手臂,脸涨得通红,青筋暴出。”
在艾弗森公司里,这种情形持续了好几年,同事们会挤进艾弗森的办公室,
相互叫嚷,但最后会达成共识。争吵和争论,然后卖掉了原子能生意;争吵和争
论,然后决定把重点放在钢筋横梁的经营上;争吵和争论,然后开始自己炼钢;
争吵和争论,然后投资了第一家小型矿井;争吵和争论,然后建立第二个矿井,
等等。几乎我们与之交谈的每一个主管,都表示了公司有爱争论的传统做法。事
实上,“在争吵和战斗中前进”已成为公司的发展策略。
像纳科尔公司一样,所有实现跨越的公司一般崇尚频繁对话,像“大声的争
论”、“激烈的讨论”和“合理冲撞”,在公司的文件与记录中屡见不鲜。他们不
是把讨论作为装装模样的做法,让人们说说,然后达到他们所预期设定的结论。
整个过程更像是一个充满科学性的争论,人们都加入其中寻找正确答案。
3. 作彻底的事后分析,不要互相指责。
1 9 7 8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收购了七喜公司(7 Up C o m p a n y),但8
年后却因亏本将其卖出。和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总资产相比,财务损失不算太
大,但非常明显,这是一个消耗了数千小时珍贵经营时间的大黑洞。
在我们同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主管的会面中,他们直截了当揭露这个巨大的
灾难,他们公开的讨论方式使我们惊讶万分。他们不是去掩饰这个巨大而又丑陋
的错误,而是觉得有必要来谈论它,进行彻底的治疗。乔·卡尔曼在《我是个幸
运儿》一书中,专门用了5页篇幅详细研究七喜公司的灾难。
他对于如何会有这个错误决定的令人窘迫的问题,毫无保留地进行了阐述。
整整5页都是关于错误、错误的影响和错误的教训的分析。
不是数千,至少也有数百小时被用来对七喜公司的案例进行彻底的事后分
析。然而,虽然他们一直谈论着这个巨大的失败,却没有对任何个人进行责备。
对此,只有乔·卡尔曼是个例外。他站在镜子前,责备自己。“??很明显,这又
是一个行不通的乔·卡尔曼计划。”他写道。不仅如此,他走得更远。
言下之意是,如果他当时能听取反对者的意见的话,那么今天的灾难就完全
可以避免。在回忆中,他特别给那些提出合理化建议的人给予赞扬,并列举了比
自己更有先见之明者的具体名单。
时下,领导者们都在花大力气想要保持良好记录—一旦有了成绩,就急不可
待地邀功,炫耀自己是如何有远见;当他们的决定发生了偏离,就会去责备别人
—卡尔曼的做法无疑令人耳目一新!他定下这样的调子:我会承担作出错误决定
的后果。但是付学费所学来的沉痛教训,却是每个人都要注意的。
进行没有指责的事后分析时,你就可以营造一个事实可以被倾听的气氛。如
果你有合适的人和你“同舟共济”,就无需去指责,只需去理解和学习。
4. 建立“红旗”机制。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拥有更多更好信息的人据说占有了优势。可当你
环顾各种组织的盛衰时,就不难发现很少有公司是因为缺乏信息而垮台的。
伯利恒钢铁公司的管理部门,早就知道有来自像纳科尔公司这样的小型作坊
的威胁。但他们却对此满不在乎,直到有一天发现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都已被别人
占有,才大梦初醒。
普强公司已经有许多的信息表明,有些有缺陷的产品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
果。更为糟糕的是,还可能存在各种潜在的负作用。然而,他们还是忽略这种问
题。例如,关于三唑仑(H a l c i o n),《新闻周刊》引用了一名内行人士的话,
是这样说的:“打消人们对三唑仑安全性的顾虑,已经成为真正的企业政策!”在
另一个事件中,当普强公司发现自己受到别人的攻击时,它将问题定位于“具有
敌意的宣传”,而不是去面对是自己具有缺陷这个事实。
美洲银行的主管拥有大量关于银行业即将解除管制这一事实的信息。然而他
们未能面对这些事实将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在一个失去管制的世界中,银行业
务也会成为商品,银行业务中的旧式额外补贴和文雅的交易将不复存在。直到银
行损失了1 8亿美元以后,他们才完全接受了这个事实。相比之下,富国银行的
卡尔·赖卡特,一个被他的继任者称为“极端现实主义者”的人,却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