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而无处可使的戏曲界老人。我就想写篇东西，引起对人才的重视和珍惜。
在构思中我想到了朋友讲的那个故事。这时与十几年前不同了，我有了自己的生活积累和人物储备。拿这故事来表现我熟悉的生活，塑造我记忆中的人物，稍加改造，为我所用，一切都活了。我不懂铜器。可是亡友教了我些书画的知识。那五、盛世元、甘子千我都有活人作模特儿，写来得心应手。陶然亭的朋友甚至能指出谁是照着谁描下来的。
这表明了一点道理：生活是基础，人物是核心。没有自己的生活积累，人物记忆，只凭编一个或是听一个奇巧故事，难以写出像样的小说来。故事只是个空架子，只有与作者生活合了拍才能活用。
为了考验细节的真实性，一九八〇年八月我在火车上，对画家范曾同志讲了这个构思。他听后没找出破绽，可是说外国有部小说和这故事相似，但那物件不是画，而是珍珠。哪一国的，什么年代的，他忘记了。这很扫我的兴，一度想放下不写了。后来我又说给几个读书多的人听，问他们可曾知道那篇外国作品与此相似，谁也没说出来。我仔细想了想，还是写：管什么写没写过，我自信画儿韩、那五、甘子千等人物是我独有的。故事或许有相似处，人物、细节我决不会与人雷同，别人也绝对不会与我雷同。别人可以写得比我好，但绝写不成我这个样。好比卖豆汁，你的酸里带甜头，我的酸里带苦味。这样才有百花齐放，尽管爱喝苦豆汁的人少点儿。我如果在动笔前发现有人写了或正在写类似的作品，题材再好我也放弃。我已构思成熟的东西，只耳闻与人类似，并无实据，就没必要管他。但由此产生了第二个想法，即作者必须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语言，甚至自己的人物，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样才有作品的存在价值。我没有作到这一步，但在向这方面用劲儿。由此又联想到第三条，采用较现成的素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有的故事原型很好，但对我不合适，我就不写。两年前，有个作家讲了个故事，叫我写，我说写不了。后来由王蒙同志写了，写得十分精彩，原因是对了他的路。我要勉强写，敷衍成篇或许也能发表，但勉强作自己不拿手的活，何苦来呢？白糟蹋一个好素材！
我是否自以为“画儿韩”写得好呢？那倒不。“画儿韩”是篇毛病满多的小说。解放后的那一段不仅写得简略、一般，而且还有些概念化的东西。这里原因很复杂。一是出于某种心理，我极力避免写不愉快的那些事，有意从简；二是当真仔细写来，以我的功力，未必会写得有多少新意或深意；三是那样写下来，就不是个短篇可容纳的了。
从艺术结构上讲，应当是写到甘子千决心去找画儿韩就结束，既完整又利落。可我觉得非把尾巴的“光明度”写够不可，又没多少办法，就成了现在这样虎头蛇尾、貂不足而狗尾续的寒碜相。一九八一年三月，《人民日报》寄校样来，编辑曾劝我把这后一段改一改，再加强些。我略动了一动，觉得意见虽好，而我确实已没力量改好，只好将就着这样发表。如何把思想意图更好的化为形象，这是我需要狠下功夫攻克的难题。
孙犁老师在《人民日报》上写了篇文章谈“画儿韩”，我很感动。基本论点我赞成，特别是最后一句被他说中了。就一般写小说的技术上讲，当然是写近的易，写远的难，写直接观察体验易，写间接的难。但我以为，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衡量，近的有近的麻烦处，远的是非少一些。当然，以我这种舍近求远，见困难就躲的办法实在不可取，今后要改掉它。
最后要说一点，就是“画儿韩”与我的另外两个短篇（《话说陶然亭》、《双猫图》），都是我探讨“民俗学风味的小说”的一点试验。我向往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作品。作来很不容易，我准备继续试验下去。
附带说明一句，“那朋友”把这事当作自家实事讲给我听，没有说他是否有所创作加工。若有所创造、丰富，按理我应当把他的姓名加在作品前边。此人姓赵，名岳紫，一九七六年去世，去世前为鞍山话剧团演员。十几年前讲他内兄这段事时，在座尚有多人，今皆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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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由之
我很少读文学界的争论文章，对许多事情很胡涂。比如文学的雅俗之分，界线在哪里？就极不明细。年轻时学《诗经》，老师说：“国风”原是古人的顺口溜，即今天的快板，我想这是俗文学无疑了。近年碰到位青年新潮诗人，雅得够份儿，他说凡是读得懂的诗必定俗，他决不读，我问“诗经的国风算什么？”他说，“当然是雅文学，读不懂么。”“国风”和这位诗人到底谁俗谁雅，闹得清么？再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我一直把他当作雅之又雅的大作家，我读过他的全部中译本。常常故意在以洋为雅的朋友中卖弄一下，以示自己也不俗，连革命导师恩格斯都肯定过，这还不保险？谁知有次我在一个法国作家面前谈巴尔扎克，他却客气地说：“唔，巴尔扎克是我们最出色的通俗文学作家之一，你喜欢他我很高兴……”
至于中国古典小说，那就更难说了。皇帝们开科取士，只考论文和诗，从来不考小说。可见中国古人把一切小说全视为俗文学的，连我们今天奉为经典之作的《红楼梦》、《水浒》也不例外。但今天是一定要把当代小说和它的作家分清两类了。这说明我们的文学研究有了进步，更加高深和精密了。是好事，但也带来麻烦。一不小心划错了会得罪人。我曾热情地赞扬一本小说是当代通俗文学佳作，作者听说后极为不满，以为我有意侮辱他。从此我不敢再乱捧扬，好在这是评论家的事，不介入影响不了饭碗的。我自己写小说，是瞎猫碰死耗子，怎么顺手就怎么写。从来没发誓要当“俗文学家”或雅文学家。不过一入这行，碰巧就在老舍、赵树理手下当差，耳薰目染，受点影响在所难免。我二十岁那年，头一次去树理同志处汇报工作。临走时请他介绍几本书供我学习。那屋里有书架。不过他的书大部分不放在书架上，而是在沙发上乱堆成一个小山。找书时他就一本本从这个沙发扔向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