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提着心。有的理论问题连一些作领导工作的同志也还拿不稳。平原城边某个小村，有位蔡胖子，原是拖拉机手，实行改革政策后，辞去职务，自己搞运输。两年时间，自己有了一辆大卡车，一辆拖拉机，还开了饭店、土产货栈，盖起一幢水磨石的大宅子来。蔡胖子富了之后，很为地方上作了些好事。防汛期间，他免费送民工上黄河工地；送肥季节，他主动帮村里人送肥；还安了一个开水锅炉，本村人打开水一律免费。县里领导对蔡胖子敢于致富和致富后的表现很赞赏，也相当关心，可是却极少宣传。我去访问，发现蔡胖子是个聪明不外露的人，胖乎乎、笑嘻嘻，一脸朴实忠厚相。他向我介绍他致富的经过，说他怎么既不与公家的运输公司抢生意又有钱可挣，说他怎么为村里办好事，就是不谈他具体的经营方式。我故意问他：“你两辆车，还开店，人手够吗？”他说：“饭店俺兄弟有股，他给管着；土产货栈有几个乡亲帮忙，我打算每人从工资中扣留一部分，也入股，大家都是东家呀！车呢，孩子小，还不能当一把手，我为他请了个师傅，车请师傅先开着。我给高工资。”我笑道：“你反正不敢说你雇工是吧？”蔡胖子脸一红说：“咋不敢，是有点雇工的成份，报上不是说了吗，不超过八个人政策允许。再说我还种着包着田哩，咱们还是以农为本，运输是业余的，发现哪儿地方不合政策咱们立刻改呢！”

说完，我们互相看看都笑了。事后我和县委书记马荣珂同志谈到此事。老马说这蔡胖子精得很，每天读报比我们干部读得都细。反对精神污染时，他在路上等着老马，老马走过来，他装作无意碰见的样子上去打招呼。见老马还是对他笑脸相迎，就上去问：“书记同志，对咱这运输活动，政策上有变化没有呀？要有哈新精神，告诉我一声，咱主动点改正，别犯错误。”老马问他：“你天天看报，你觉得怎样？”胖子说：“报上倒是没提咱这一条，可人们有不少议论咧！说反精神污染就是反走资本主义道路，还说咱这个道大方向不牢靠。”老马说：“报上没说，县委没说，你怕什么？有错处不还有我们担着了吗！”胖子听了这两句话感激得差一点磕头。可是马书记对我说：“我支持他大胆干，是怕吓垮了他一个，影响一大片。经济上刚有点生机又被打击下去。其实他这么作法在理论上到底讲的通讲不通，我也没底。手心也是捏着把汗呢。理论界始终没说清这些问题。咱在下边工作，面对具体问题，不能件件等理论论证完了再办，只能是中央领导讲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呗。”

这一次去平原，我仍从访问蔡胖子入手。

四年未见，胖子更加胖了。那一年他还不满40岁，今年已是43。因为胖，看不出见老。他那水刷石的宅子又有发展，加了一道也是水刷石的院墙，还安了大门，看去像是个新建的小学校或政府机关。他把我领进院，我感觉虽然有了围墙，可他这个小天地显得更开阔了。原来房子建在空地上，虽然无边的扩展开去，却觉得属于他的只是那几间宅子。如今他把属于他的宅基地全圈起来，就看出庭院的宽阔。这么大院子全是他的，很叫人振奋。

他老伴搬来一大堆西瓜，在冰箱中镇得凉凉的。我咬了口西瓜，问他：“伙计，这几年怎么样？”

“挣了些钱，也吃了些苦，整个的还不错！”他笑笑。他的笑和口气比四年前爽快得多。

我问他：“运输还跑着？”

“不跑了！我前两年发展到三辆大卡车，去年又卖了两辆，剩下一辆自己用着。”

“为什么？”

他说运输越来越难干了。前两年他三辆车，每辆每天可以收入300元。这两年有点变化。到处有人收费，稍不注意就挨罚。收费是谁都有权定个名目收，挨罚是个体户首先挨，收入大减。他就转行了。随后他补充一句：“现在又好了，政府下令不许乱收费，跑运输又有干头了。我既转了行，也不想再转回去。”

我现在搞木材生意，坦率地告诉我雇了四五个人。有采购员、有会计、有出纳、有看货场的……

“你不怕说你雇工了？”

“不怕，党有政策。”

“你自己干什么。”

“总的经营，筹划，忙得很哩！”

我问他木材经营的前途怎样？会不会又像运输一样干不了几年？他说现在农村富了，处处盖房、置家具，木材市场几年之内只有兴旺。他很有信心。我说你大概干这个比搞运输更顺利，所以乐观。他说也不。因为经济立法、经营规章都不健全，常会有意外损失。去年他被人坑骗十万元，至今没办法追回。他已死心了。我说你可以起诉呀！他说已经问过了。找个法律代理人，从调查事实到正式起诉要交一大笔钱。事成了，我追回来要分给代办的人三成。如果审判结果对方是诈骗，无力偿还，只落个把他法办服刑，自己仍要掏诉讼费用，一个子也追不回来。他说：“我的目的追回我的钱，并不把人送进监狱，我费这个劲干啥？”也有人出主意，说：“你叫我去追，追回来一家一半。”他问怎么追法？那人说：“大不了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胖子拍了下腿说：“俺的娘啊！我最大的原则就是不利于国家的事不做，犯法的事不做。钱可以不要，这个事绝干不得！十万元认命了。党的政策不变，不愁挣不回来！”

他能把十万元的损失不太放在心里，可见底子已不薄，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问县里的同志，蔡胖子是不是全县最特殊的例子？他们说像这样的户不很多，可也不是个别的，他也不是最富的。

我并不想把眼盯在几个特殊的尖子身上，我请县里的同志给我介绍点一般的，带普遍性的情况。他们说：“要介绍哪个，就得说数字，可你不爱听数字。”我说：“要紧的数字还是得听啊！”于是他们告诉我，尽管棉花前两年作了压缩性的调整，这几年农业收入并没减少，1986年全县粮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的5.7亿多斤，棉花5000多万斤。全县人均收入已达到570元以上，这其中有1/4是乡镇、村、个人的工企业收入。这几年乡镇以下的工业企业按年递增16%的速度上涨。个体工企业户增加到3800多户。有1.3万多人从事商业活动。种地也不单是粮食棉花了，瓜果、蔬菜的商品种植占了很大比例。

他们介绍的数字很多，商品生产的例证也不少，我既听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