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批评，并努力改进自己的表演的。观众既严格要求，又尊重演员；演员既要有自信，又虚怀若谷。这样，京戏的振兴才有成效。
哪个演员也不愿出岔儿，可是台上出岔谁也免不了。表演艺术不同于绘画、雕塑、写小说，画好写完自己多看两遍，有错改掉，表演艺术是演员创用与观众欣赏同步进行的。一句话儿错出唇就收不回来，所以观众的谅解与合作十分重要。当年谭富英在天津唱“四郎探母”，嘎调“叫小番”没翻上去，台下连喊倒好带嘘，从此使他在天津不再唱“探母”。他到哪个城市唱“探母”，“叫小番”教师唱的上去，只要一到天津就玩完，在前台唱不上去，散了戏叫琴师吊吊，一吊又上去了，气得他打自己的脸。观众对演员这种侮辱性的打击，于艺术的改进有什么好处呢？有经验的教师是很懂这个道理的。沈玉斌先生在世时，和我谈到李玉茹大姐小时坐科的笑话。头一回正式演出唱“主堂春”，一连唱了两段“人言洛阳花似锦”，第二段头一句唱完，她自己发现了，吓得直翻白眼。沈先生是她蒙师，为她操琴，就小声说：“不用管，唱下去，唱下去！”居然把戏对付了下来。下台后沈先生也没苛责，说：“头回上台，记住就好，”并没因此打掉玉茹的自信。我曾问过李玉茹大姐，此事当真，她大笑说：“哎哟，他还记着哪！”
但是当演员的也要有虚心听取批评的修养，不可自以为是。据说当年有个唱花脸的，专唱张飞，唱起来怪声怪气，动起来乱蹦跳，别人批评他，他还恼火。他一上台观众就抽签，剧团领导人没法儿办，只好炒她鱿鱼。这人不服气，剧团不干就在家里唱，又唱得四邻不安。人们告到派出所，警察劝他不要再唱，他说：“我这是正牌艺术，你们不懂。”警察说要唱可以，你到山沟没人地方唱去，不然拘留你，他没办法了，只好拿着丈八蛇矛到山沟去唱，自己唱没人听，十分寂寞。
恰好来了个打柴的，他把太八蛇矛一横说：“喂，你想死还是想活？”
打柴的说：“好好的，我干么想死呀？”
那人说：“想活就坐下听我唱一段戏，唱完放你走，想死我就给你一蛇矛！”
打柴的说：“听戏么，这有什么不好办的？”打柴的坐了下来，那人就唱，唱了不到一段，打柴的跪下给他作个揖说：“先生，您还是杀了我得了。”
看过上海京剧团演出不久，香港票界朋友宴请京剧团，我也被朋友邀去了。除去在这里见到香港票界几位著名的热心京剧艺术、并颇有成就的大家金如新、李和声、陈廷骅诸位先生外，还见到了巴黎票界的朋友，我发现票友先生们，大部分是上海人。我原有个印象，以为海外票界以上海人、天津人为主，如今不得不承认，我们天津人（我出生在天津），看戏的多唱戏的少。我在北角看戏那天，听到剧场大厅里有几个角落传来了我熟悉而亲切天津话时，我激动不已，装作看报站在近处偷听了好久。谈话的内容，无关紧要，只是那乡音、口气、神情，以至穿装，却使我回到半个世纪前的童年，我太太问我：“你呆呆的看什么？”我说我对这话音、场景那么熟悉。尽管我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一位，可我马上可以猜出或编出他们的经历故事来，因为他们那么像我的舅舅、邻居、亲戚，和父辈的朋友们。假如我要写小说，选这些人作模特儿就有把握得多。而对地道的香港人，既便认识了一段时间，我也很难把握不住他们的心理，性格特征，因为我不了解他们生活的环境。我们常说写小说要“熟悉生活”就是指这种“熟悉”，我的童年是在天津的英法租界度过的，一九四五以后出生的天津人，则不知租界为何物，他们如果在香港听到那几位同乡谈天，就未必产生我那样的亲切联想。就像我和现在天津人相处，并不引起我对童年的回忆一样。
我对海外票界天津人占很大比重的错觉，是赵柏溪先生引起的。
柏溪先生在旧金山经营商业，很有成就。太太是位程派票友。柏溪先生夫妇都成了旧金山票界的重要人物，他所收藏的京剧录像、录音，不是最完全的，也是极丰富的。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大概不亚于他在经济上的成就。赵先生之到美国定居，也和京戏有点关系。三十年代末期，他还上学，就成了戏迷。这年夏天，他从学校夹着书包出来，溜到“中国大戏院”去听戏。当晚是马连良唱“群英会”，那是马连良的“扶风社”全盛时期，小生叶盛兰、小花脸马富禄，花脸则是袁世海。马先生讲究四框严紧，不仅行头、旗包守旧、桌围处处讲究，连龙套、武行也一律要求头剃的光亮，大领洁白，可这天有点异样，台上四个龙套唱着唱着剩下两个了。马先生在台上也有一点神色慌张。再看前台，不少观众在抽烟。柏溪先生奇怪，拉进茶房来问：“伙计，怎么啦，怎么马连良的龙套越唱越少啦？”茶房说：“少爷，出门看看去吧，外边发大水了！”柏溪先生想去看看，却又舍不得扔下马连良的借东风不听，等诸葛亮的东风借到，戏院外的水也淹没了附近好几条街。英租界地势低水更大，柏溪先生回不去家了，便沿着马路去到火车站，买了张票登上火车。从此一别天津五十年，在美国落了户。我在旧金山见到他时，已经是位功成业就的美国实业家了。
说我们天津老乡看戏的多唱戏的少，这话是不准确。在当天的宴会上就又被事实驳倒了；因为那天在餐桌上谈到了盖叫天先生，盖先生正是天津人，京剧界还有几位也是从天津出来的。老生李宗义、花脸王泉奎、旦角宋德珠；张春华是在天津“稽古社”坐的科，张云溪也是从这里上的台。
北方有彩头班，不知从何时起，我记事时已在天津有两家以机关布景著名的戏团，一家是“大舞台”，雷喜福挑班，仿佛是演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而另一个就是“稽古社”的专用剧场“天华景”。我的年纪和张云溪他们相差不多，所以开始看他们的戏时他们也都还是孩子。我小时虽爱看戏，但很怕由大人带着去，大人看戏不顾小孩的心理，专看他们自己爱看的悲剧或文戏。前者使小孩受不住那强烈的刺激，后者则越听越困，我自己能出去看戏时就专去“天华景”。那时他们演连台本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