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窝成一个圆圈放在中间，我想了想就明白了，他在比划日本国旗，是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的否定他听懂了，但他居然听不懂“中国”的英语说法，我当然也无法用手语来表现图案相当复杂的中国国旗。

他很遗憾无法交流，但仍然在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使我想起童年时熟悉的家乡老人，他们也不相信天下竟然有人完全听不懂本地方言，总是在外地人面前反复讲，加重了语气讲，换一种方式讲，等待哪一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从厕所出来，我看到了另一个苦口婆心的现场。我们的摄像师东涛前些天不小心在北极村滑了一跤，脚受了点伤，拄了拐杖，行动稍有不便，也就不去玩那些游戏项目了，坐在一角喝茶。这也被老人们看出是一个没有打扰嫌疑的谈话对象，三位老汉两位老太全围着他。老太显然就是刚才被急急召唤来的。

老人们用手势问东涛受伤的原因，东涛无法向他们说明白除了不小心没有别的特殊原因。他们比划来比划去，终于比划出一个不容申辩的理由：一定是滑雪摔伤的。然后诸老人争先恐后地比划自己滑雪的经历，有一位老人似乎也受过伤，他已在教育东涛一个受伤的人该怎么自我护理了。

在语言不够而热情足够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糊里糊涂地随顺对方，千万不要把事情解释明白。看到眼前这个情景我突然开悟，发现自己平日太想把有些事情讲清楚。今晚的老人要的是与一个陌生人谈话，与一个受了伤的陌生人谈话，与一个他们估计是滑雪受伤的陌生人谈话，与一个能让他们回忆起自己的滑雪经历和受伤经历的陌生人谈话，谈话在寒冷的冬夜，谈话在他们的家乡，这就够了。我们可怜的东涛如果在不懂芬兰话的前提下非要把事情讲清楚不可，一是艰难无比，二是扫了老人们的兴，何必呢。

由此我懂得了在很多情况下，兴致比真实更重要。以前纳闷为什么我坚守某些事情的真实反而惹得那么多的人不高兴，现在懂了，人家兴致浓着呢。

这些老人今天晚上比划得非常尽兴，这种比划就是他们的享受，包括比划他们根本不认识、而且很快就要离去的陌生人。

旅行使我们永远地成为各地的陌生人，当老人们在比划我们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们其实也一直在比划自己不熟悉的人。互相比划，不断告别，言语未畅而兴致勃勃，留下彼此的想头，留下永恒的猜测，这便是旅行。

就这么颠颠倒倒、迷迷糊糊三个小时，终于传来一声招呼，火车来了。我们告别老人来到屋外，这才发现这三小时完全忘记了天气与环境。刺骨的寒冷立即使我们的手脸发痛，痛过一阵后又彻底麻木。这么绝望的寒冷中，只有那么一间温暖的公共活动房屋，人与人的相聚真是极其珍贵。对此，我们这些来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的人常常忘记。

感谢这次旅行的末尾遇到的这个车站，它以超常的冷清总结了我们一路的热闹，它在大雪深处告诉我们人类最饥渴、也最容易失去的是同类之间的互遇互温，哪怕语言不通，来路不明。

当深夜列车启动之后，我们会熟睡在寒冷的旷野里。一定有梦，而且起点多半是那些老人，至于梦的终点，或许是一声汽笛鸣响，或许是一次半途停车，惊醒之后撩窗一望，目力所及杳无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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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结语不是结论，任何真正的旅行都不会有结论。但是，在向亲朋好友们讲完种种路上见闻后，会有一声轻轻的苦笑。

细心的朋友会追问：“还有什么要说？”

我回答道：“一连讲了那么多地方，一定夹杂着太多的错，但是即便把所有的错加起来，也抵不过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欧洲的了解，远远超过欧洲对于中国。”

朋友们纷纷点头，补充大量他们所知道的例证。

朋友中有一个来自西安的邓先生。他说一个中国学生在欧洲某个国家留学，有一天新来的教授扫视过教室里的各国学生，独独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有关中国人的盘问。这位学生艰难地回答了一半显然被广泛误解了的问题，然后说：“另一些问题不是误解，随着中国的富强将会逐步解决。”

“那么，什么是你们富强的标志呢？”教授紧追不放。

这个学生突然觉得有点心酸，说：“我不是政府官员，回答不了这么大的问题，只想到一个最起码的标志，到了那时，中国留学生将不会在教室被单独挑出来，接受那么多盘问。”

教授走下讲台，拍着这个学生的肩说：“对不起，我只是不了解。今天了解了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种族的态度，我向你们致敬。”

朋友中有一个来自上海的邬先生，他曾与一位年轻工程师到巴黎考察。一次在街上向一位老太太问路，老太太礼貌地指了路，却又把他们引到街边挂着的一张世界地图前，说：“我也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她眯着眼睛找到了中国的方位，又点了点法国的所在，说：“这是你们中国，这是我们法国，隔得那么远，我们也有失业，你们都涌到这里来干什么？”

这个问题很不礼貌，邬先生便回答：“夫人，我们是工程师，接受跨国公司的聘请，一个星期考察完之后就会回去。我们两人都住在原来上海的法租界，那时候中国与法国也那么远，交通哪有现在方便，那么多法国人涌到那里去干什么？”

在冷战早已结束以后的今天，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思考，就会发现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还在于文化的隔膜。

但是，很多欧洲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并不少。证据很多，马可·波罗，利玛窦，耶稣会传教士对于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尤其是近代以来以巨大的热情和自己的威名成功地向欧洲推介过中国文明的法国思想巨人伏尔泰和德国思想巨人莱布尼茨（Got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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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也许还应包括现代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此外，他们还会证明，欧洲人在中国古代陶瓷、丝绸、雕塑上的研究水平，甚至对中国各种社会数据的掌握程度，并不落后。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希望从文化层面上来解答，因此曾长久地陷入过苦恼。

终于在歌德那里获得了救助。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