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甚至在已经打点好行李的情况下，还在埋怨公公“好偏”，“只一子不留在身畔”；她认为这与孝道是矛盾的：“奴不虑山遥路远，奴不虑衾寒枕冷；奴只虑，公婆没主一旦冷清清。”可见，蔡伯喈追求的孝，挟带着空洞名号的追求，而赵五娘追求的孝，主要是通过劳作来赡养老人。蔡伯喈与赵五娘的终于分别，实际也是对孝的两种实践方式的分别。
其次，蔡伯喈的孝，只有言，没有行，于父母无所益，于自己无所损；而赵五娘，则是不计名利地为老人的实际需要竭尽了自己的精力。她卖钗、剪发、侍病、咽糠、扒土、行乞，几乎做到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但她又很少表露自己在行孝。她做这一切的时候太多没有与人商量过，做完也不向人表白，这与那种故意舍身求名的“孝子”、“孝妇”是大不一样的。这一点，就显示了赵五娘的行孝有较坚实的情感基础和客观需要的基础。与蔡伯喈那种经不起客观现实考验的孝心不同，赵五娘的行动是坚毅地与客观环境搏战的产物。她的行动既不盲目也不做作，往往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舍此别无他途的一种必然选择。她能不吃糠吗？不行。家底菲薄、丈夫外出、公婆在上、遭遇灾荒、衣物典尽、求赈济谷米不得，邻居的少量接济留给了公婆，她不吃糠吃什么呢？她能不剪发吗？也不行。遗体在屋、身无分文，又不好意思再去求助于已多次破费的贫穷邻居了，她只能献她那乌黑的秀发。中国古代的“孝子”、“孝妇”，常常采取远远超越正常需要的惊人行动，因而显得矫情；赵五娘的行动却是出于正常需要的，因而即便惊人，也不矫情。
赵五娘最后进入牛府之后的态度是令人失望的，但是，这个归宿并不能完全湮没这个形象的整体。高明带着“有贞有烈”的模型去创作她，结果她竟然较少封建礼教的教条性、虚伪性和盲目性，竟在她并没有离异的封建礼教之侧包容了较多如济困扶危、舍己利人等人民群众的道德观念。这是《琵琶记》能在历史上得到广泛流传的根本原因。
把蔡伯喈和赵五娘的形象连在一起看，我们发现，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深有意味的创作现象。戏剧家高明带着自己的思想目的和艺术目的把民间传说和民间戏文改编成了完整的剧作《琵琶记》，结果，他的目的有一半达到了，有一半遗失了。所谓“达到”，一是指《琵琶记》的整体构架是根据“全忠全孝”、“有贞有烈”的礼教格局设立的，以风化为起止。剧作的艺术构架本身也有表情达意的能动性，《琵琶记》的构架与它开头那一阙表明思想目的和艺术吕的的《水调歌头》是基本统一的；二是指《琵琶记》的主要人物都被或多或少地赋予了封建礼教的色彩，他们的思想行动，多方面地实践了礼教规范。所谓“遗失”，一是指蔡伯喈这个更能体现作者思想意图的人物竟被赵五娘比照得黯然失色；二是赵五娘这个艺术形象中竟然闪耀出这么多的民间色彩，几乎把她原要体现封建礼教的功能压过了、荫掩了；三是对于蔡伯喈这个作者硬要扳转的正面人物，作者随便怎么也洗涤不了他的虚伪性，结果，作者可以崇尚他，却不能引导观众喜欢他。人们甚至从蔡伯喈身上，看到了礼教本身的虚伪，看到了科举制度的罪孽，看到了以权位为基础的上层社会的婚姻形态的荒唐。这个“遗失”，就大了。
这一系列的矛盾是怎么造成的呢？是高明故意在做反面文章，假颂真骂（陈眉公：“全传都是骂”）？不是，这把高明抬高了，也违背了戏剧创作和戏剧鉴赏的惯常途径；是高明纯粹写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封建礼教戏，只是后代观众自作多情，根据自己的思想引伸出了一些超越礼教的意念？也不是，这把高明贬低了，也不符合观众接触这个戏时的实际感受。切实存在的矛盾，不能用上述这两种办法去掩盖和解释掉。实际上，矛盾是由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第一，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和艺术成果经常会产生距离，尤其在创作意图比较落后、创作方法比较现实的情况下，距离更大。置之《琵琶记》卷首的那阙《水调歌头》比较明确地阐述了高明的创作意图，这是用不着怀疑的；但我们也应承认，高明在具体创作的过程中有较多现实主义的成分。也许这与他比较现实的人生格调有关，也许他在美的领域里接受现实主义传统的熏染较多，也许还因为《琵琶记》题材本身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带来了不少现实主义的色素，总之，当他刚刚发布了那个有关艺术意图的宣言，援笔去写新婚两月的夫妻不得不分别、骇人的灾荒席卷没有青年男子的房舍时，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他的笔管。这就与他的艺术意图产生了矛盾，迫使艺术意图产生某些实质性的更改。在俄罗斯的庄园里，托尔斯泰伯爵原来并不对他要写的安娜有什么好感，但写着写着，他无法控制地对她产生了同情；在巴黎的书房里，巴尔扎克原先还是喜欢他要写的贵族们的，但写着写着，他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对他们的憎恨和嘲讽。那么，在宁波郊外的楼房里，高明为什么不能产生同样的情况呢？当他设置好丈夫外出，灾荒来临的典型环境之后，赵五娘这个形象的行动也就按着自己应该做的路途展开起来了，甚至连高明自己也奈何她不得。许多作家都惊讶过自己笔下的形象突然具有了自己操纵不住的独立生命，只好任他们顺着各自的逻辑行动，即使他们要去撞车、跳河，作家也拉不住。高明碰到的情景没有那么严重，但显然也有近似之处。他既然要写“全忠全孝”、“全贞全烈”，就要写一场考验忠孝贞烈的社会大悲剧，但一上手，社会悲剧本身蔓延、扩大，有了自己的生命，高明无法、也不愿去愚蠢地逆转它，于是，手段转化成了目的，社会大悲剧变成了一个比礼教意图更加实在的存在。剧中人物，由礼教的教条塑捏出来，还是由社会大悲剧陶冶出来，是大不一样的。当社会大悲剧的总体背景一旦树立，人们就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