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个人命运上的胜利者，又是夫妻关系上的忏悔者；刘知远和李三娘的儿子，成了全剧的情感的系结者和情节的解结者，正是他，把刘、李夫妇俩的大起大落的险峻人生连成一组遥遥相对的对应物；而那个地位很低、品格很高的老雇工（火工窦老），则成了动乱天地中温暖种种战栗的灵魂的一粒火种。戏剧家对于这些剧中人的态度都相当鲜明，褒贬扬抑，观众一望便知。广大平民观众，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和道德标准，是会赞同、附和这种褒贬扬抑的，他们也会同情李三娘、仇恨李洪一、怨怼刘知远、尊敬老雇工。这种爱憎，是比《荆钗记》中所包含的爱憎更民间化、更具有民主精神的。
这里明显地反映出了在动乱年代广大人民所信奉的一种比较完整的道德观念。可笑的不是贫贱者，而是欺贫爱富之辈；可敬的不是高位者，而是坚贞苦守之人。《白兔记》中当然也有“发迹变泰”的庸俗思想的烙印，但不能看得过重。因为剧本并没有颂扬和炫耀“发迹变泰”者刘知远，而是着重渲染了落难时期的李三娘的形象。即便表现李三娘命运的转变，也着重于母子相认的刻划，而并不过于醉心描写李三娘的复仇、泄愤。如果《白兔记》以发迹变泰为基本着眼点，那在艺术处置上就会是另一种格局了，以后中国戏曲领域将会出现不少那样的剧目：大抵在主人公发迹前用反衬笔法写尽发迹的艰难性和迫切性，在发迹后又用铺陈笔法和对照笔法把主人公的陈年怨气倾吐干净，再把今日的豪华威风描摹畅快。《白兔记》并不如此。
《白兔记》与人民的接近，不仅仅表现在对于忠邪善恶的鲜明态度上，而且还更深刻地体现在对于动乱之苦的控诉上。乍一看。《白兔记》不仅没有直接控诉社会动乱，而且还把剧情的逆转寄托在社会动乱、人生跌宕、贫夫升迁上，其实，这是只见其表未见其里。分析剧作，不能离开了实际的审美效果而看表层的因果结构。《白兔记》所能引起的最强烈的审美效果，显然是李三娘所受的非人的苦难。一个从殷富人家成长起来的弱女子，竟然要承受这么多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折磨，原因究竟何在呢？人们可以责怪李洪一夫妇，而实际上这对恶夫妻只不过险恶的离乱局势的助纣为虐者。人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如果仅仅只有李洪一夫妇坏，那么，升任高官的刘知远得获婴儿后早该把受苦的李三娘解救出来了，事实上李三娘还是受了十六年的苦，这就显现出刘知远的恶劣了。那么，刘知远又为什么坚持不去接李三娘呢？这当然又要牵涉到他在动乱中发迹的一个重要阶梯——他与岳节度使和新夫人的关系了。层层追索，盘根错节。《白兔记》鞭笞了李洪一，却并没有把李洪一看作是造成悲剧的全部根源。从总体来说，只能说它是控诉了那个妻离子散、民不聊生，几人升迁、万众离乱的年月。金元时期出现的《刘知远诸宫调》中曾引了这样一首诗，可以看出那个年月的社会气氛：
自从大驾去西奔，
贵落深坑贱出泥。
邑号尽封元亮牧，
郡主却作庶人妻。
扶犁黑手翻成笏，
食肉朱唇强吃荠。
只有一般凭不得，
南山依旧与云齐。
不要简单地认为处于社会低层的劳苦人民总是喜欢社会翻腾的。不，这里所说的“贵落深坑贱出泥”，“杖犁黑手翻成笏”，一点也不意味着劳苦人民的伸腿舒腰，相反，主要是指流氓无产者、政治野心家的升沉捣鼓。这种社会动乱，对于广大人民始终是灾难。《白兔记》浓重地传达出了这种由动乱酿成的灾难气氛
，这也就侧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动乱年月中的民族心理
：中华民族是多么厌恶这种年月啊。
也许，这并不是戏剧家明确意识到的艺术目的。但是，戏剧家身处动乱之中，触目烽火疮痍，也就自然地、不自觉地把这种隐潜着的重大感受表现了出来。我们说过，文艺创作历来是自觉和不自觉相结合的产物。许多戏剧作品的实际美学价值，常常是作家自己的艺术目的所不能完全概括的。戏剧作品作为民族精神的准确写照，一半固然是在于戏剧作者自觉地成了民族的代言人，一半还在于他们不自觉地在笔端散发出了或时或地的社会气氛，从而照见了民族精神的某一侧面。
与《白兔记》在基本精神上接近民间相应称，这个戏在艺术方式上也质朴无华，富于生活气息，故事紧凑，人物鲜明，较多地表现了广大人民的审美习惯。随着这一优点同时而来的弱点，是语言上的平直粗疏，有欠锤炼，其他方面也颇多草率之处。
三、《拜月亭》
又是一幅兵荒马乱的画面，又是一个流亡离乱的故事！
比之于《荆钗记》和《白兔记》，《拜月亭》所提供的背景更纷乱、更泥泞，几乎全剧的主要部位都设置在逃难的畏途中，风雨的行旅里；但是，这出戏的男女主人公的思想情感却比前两剧更扎实、更鲜亮。戏剧家让他们在患难扶持中萌发爱情
，这就使他们以后的追求和奋斗有了非同一般的情感基础。
此剧开始在一场关乎民族命运的上层争斗中，在异族兵临城下的险境下，在皇帝的御座前，逃跑派和抵抗派发生了争执。争执的结果是抵抗派失败，抵抗派的代表人物左丞相全家被斩，只逃出一个儿子，被书生蒋世隆搭救，并结拜为兄弟。
既然不抵抗，首都当然很快就陷落，兵部尚书王镇忙着去与侵略者和谈，连自己的家庭也管不住了，他的千金小姐王瑞兰不得不与母亲一起卷入了逃难的人流。在一次兵骑的骚扰中，王瑞兰和母亲走散了，正在惶恐寻找的时候，听到了呼唤自己名字的声音。她寻声找去，见到的却是一个陌生男子，而不是母亲。原来，这个陌生男子就是搭救过左丞相儿子的那个见义勇为的书生蒋世隆，他也正在与妹妹蒋瑞莲一起逃难，刚才在一阵慌乱中也失散了，他大声呼喊着妹妹的名字“瑞莲”，却被王瑞兰听作“瑞兰”。王瑞兰想，母亲没有找到，自己一个姑娘家单身孤旅，诸多不便，不如就与这位青年搭伴赶路。两人商议了一下，倘若遇到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