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所展示的，是两者的有机融合。梁山泊好汉们由于有着一个共同的社会意志，因此在各异的性格之中都有一个敏感点。那就是他们一群是否还在行施“救生民”的职责，是否还拥有“救生民”的美名。如果这一点遭到玷污，那就是他们的集体事业和集体生命的毁灭：他们就与一般的流寇没有什么区别了。《李逵负荆》的情节，始终在真、假问题上盘桓。而事实上，情节上的真、假是以本质上的真、假为基础的。真梁山泊与假梁山泊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救生民”。这一点，可以说是梁山泊借以立足的命根子，因此不同性格的英雄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来加以捍卫。事情正恰落到鲁莽、急躁的李逵身上，于是他立即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反应，急匆匆地包揽案件，急匆匆地上山责问，急匆匆地以头相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包含着特定社会意志的性格
在闪光。在这里，社会意志为性格定了性
。应该说，围绕着这个进步而光辉的社会意志，各种性格都会是可爱的。李逵性格的可爱，首先也是为此。鲁莽和急躁的性格特征远不是处处可爱的，但是由于“救生民”的信念遭到威胁而鲁莽起来、急躁起来，那就十分可爱了。为了这种意志和信念，即使办错了事，得罪了人，人们也能够原谅。由此可知，性格固然重要，为性格定性的特定的社会意志，更加重要。没有进步的社会意志，即便个性化了，也可能成为“恶劣的个性化”的产品。
宋江、鲁智深、吴学究等人也以自己鲜明的性格特征卫护着“救生民”的共同意志。因此，山下那位连宋江、鲁智深都没见过的王老汉，都是对梁山泊英雄深信不疑的。他一听宋江到来，未辨真假，即唤女儿出来侍候，因而就上了假冒者的当。可以说，这出戏的误会，从产生、发展到解除，都是以“救生民”的共同意志为基础的。戏剧家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既矛盾又统一的“二律背反”：梁山泊因为有“救生民”的良好社会名声，最不容易产生误会，也最容易被人假冒得逞而产生误会；众英雄因为有“救生民”的共同社会意志，最不容易产生隔阂，也最容易出于各人的严格防范而产生隔阂。《李逵负荆》的冲突，就赖此建立。正是由于建立在崇高的共同社会意志之上，性格的摹绘、误会的设计，才显现出深度和魅力。总之，统观全剧，杏黄旗上的七个大字醒人眼目。
由此，我们看到了元杂剧中特别有光彩的思想内容。梁山泊英雄们在从事的业迹，与包公所做的好事有很大的区别。同样有为民的思想和为民的效果，但包公是以朝廷为背景，居高临下地来处置各种冤案的；而梁山泊英雄却是以山林为背景，以完全平等的地位来为人民效力的。为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遭遇，梁山泊的首领和名将竟可以头相赌，这与人民处于一种多么平等的地位啊。说到底，包公再好，是人民的老爷，而李逵却是人民的儿子。包公即使在为民作主之时也时时考虑着王法的尊严、天子的隆恩，而李逵即使在尊严的首领面前也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李逵负荆》一剧表明，元代的戏剧家不仅仰起头来，在官僚队伍中寻找救星，希望出现更多的包公为民作主，而且已经开始理直气壮地在自己的百姓之中寻找卫护百姓利益的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逵负荆》是特别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它直接地声援着宋代和元代的农民起义队伍，直接地表露着时代主人的心声。它在元代剧坛中能拔地而起地显示出最充分的进步意义，主要也是这个原因。扩而大之，因它的存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元代人民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主动性、独立性和自为性。因它的出现，人们可以推断，异族的高压并没有造成一片死寂，元代的严酷统治不会延续很长了。
“替天行道救生民”，仅有这个具有充分进步意义的社会意志还未必具有美学价值。这是一个宣言，一种行动，伴随着剑戟鲜血出现，仅仅直捷地将它体现出来，还构不成审美形式。于是，性格
出现了。典型性格使社会意志变得可以观赏。典型性格使“善
”跃升为“美
”。李逵鲜明生动的性格特征为抽象的社会意志铺陈了瑰丽的色彩。通过这么一个活活泼泼的莽撞汉子，人们简直可以从感官
上接纳梁山泊英雄们的社会意志了。这样的性格，把理性化为形象，使一个高悬天际的政治纲领变得亲切而动人。所以，剧作家康进之为之而竭尽全力，致使处处妙笔生辉。你看那个李逵，痴迷迷地欣赏梁山泊的景致，那番自言自语只能是他的：
李逵那桃树上一个黄莺儿，将那桃花瓣儿啖啊啖啊，啖的下来，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听的谁说来，我试想咱……哦，想起来了也，俺学究哥哥道来，他道是“轻薄桃花逐水流”。俺绰起这桃花瓣儿来，我试看咱。好红红的桃花瓣儿！（笑）你看我好黑指头也！
这番言词，使梁山泊的理义之美化作了风景之美，并且最终都融和在李逵的性格之美里边。理义之美是抽象的，而风景之美和性格之美则是具体形象的；仅以风景之美隐喻理义之美比较浅陋，只有把两者都通过一个深通梁山泊理义的英雄的性格之美反映出来，才显得深入和丰盈。这段言词之所以值得品味，就在于性格之美在其中起关键作用。
再看李逵自以为探得宋江、鲁智深丑行之后的那番调侃嘲弄，又多有性格特征。照理，李逵这样的粗人是不惯于调侃嘲弄的，他惯于抡斧直吼，开门见山；但是，他现在面临的对象，毕竟是他衷心拥戴的“大哥”，毕竟还是他的社会理想的代言人，毕竟是一个经常训斥他而不大可能被他训斥的上司。他以为宋江干丑事已经证据十足、毋庸置疑，因此敢于调侃嘲弄；但他一时还无法从情感上、习惯上腾跃为宋江的审判者的地位，他面对宋江还吼不起来，凶不起来，因此也只能调侃嘲弄。如果当事人没有宋江，只有鲁智深一人，李逵就不会在态度上处于这样尴尬的状态了。
第二折中李逵急冲冲上得山来，大喝一声“小喽罗报复去，道我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