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气度的比照和较量。即使荆州本该归还吴国，鲁肃的索讨不无理由，关汉卿也要为关羽的豪情壮采叫好！在这里，人物的情怀、气度与历史的功过是非，并不是完全合一的。
关汉卿的如椽大笔，曾经一再鲜明地划出过善恶是非的原则分野，那是为了擦亮人们判别的目光，燃起人们心中的爱憎；在《单刀会》中，关汉卿呼唤着豪迈的情怀和雄壮的气度，那是为了震聋发聩、扫荡疲困，给沉溺的民风灌注新的生命，替萎黄的中原输送青春的活力。这两方面的职能，有明显的区别，而后一种职能，在审美等级上是更高、更超逸的。只有那些能够以自己深远的目光囊括社会和时代的整体空间的戏剧家，才会在给了观众以善恶是非的标尺之后，再进而为整体性的疲软输送情怀和气度方面的补液。在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暴风雨》等剧目中，我们不是也看到过戏剧家为了驱除中世纪遗留的呆滞空气而在风采、气概、情怀上的整体性灌注吗？
当然，说到底，关羽的豪情壮采也有特定的思想基础，那就是汉家的正统思想。关羽在与鲁肃争执荆州的归属问题时这样唱道：
想着俺汉高皇图王霸业，汉光武秉正除邪，汉献帝将董卓诛，汉皇叔把温侯灭，俺哥哥合情受汉家基业。则你这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
说着还以一柄铮铮有声的剑相威胁：“今朝索取荆州事，一剑先教鲁肃亡！”平心而论，关羽在这里不大讲道理。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指出过的，在蒙古贵族统治中原大地的元代，宣扬这种汉家正统思想，包含着明显的反元意义。关羽在这出戏的最后所说的“急切里倒不了俺汉家节”，与《汉宫秋》里所说的“看今日昭君出塞，几时似苏武还乡”，都以苏武流落异族而保持汉家气节的故事为依凭，都有着现实的针对性。关汉卿对蒙古贵族的黑暗统治的态度，我们已在《窦娥冤》等剧作中深深地领受过了，因此，不妨说，他对汉家正统思想的固守是比较坚定的。他甚至还由这种正统思想滋生出一种强烈的自豪感，认为正统就是真理，汉家即是主人，其他理由统统不在话下。在他笔下关羽面对鲁肃时那种对于汉家正统观念的执着和自信的态度，正是他自己的观念、情绪的一种反映。
四、《李逵负荆》
山东棣州人康进之所写的这出《水浒》戏，使元代剧坛的一角，别具一番风光。
鲜明的善恶观念，浩荡的英雄情怀，恰如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在元代众多的历史剧中屡见不鲜。《李逵负荆》的鲜亮之处，在于把这种观念和情怀，充分地性格化
了。在这出戏中，对是非善恶不再仅仅停留在判别、控诉和褒扬上，对气概和情怀也不再仅仅是抒发和吟唱。这一切都被不露痕迹地融化进了一个有血有肉、天真憨厚的个性之中。它向剧坛提供的，不是一股冤，不是一腔恨，也不是一脉情，而是活生生的一个人
。其他杂剧当然也塑造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但就人物性格的典型化程度论之，《李逵负荆》却显得特别突出。它较早地发挥了戏剧艺术的一种神圣职能：以一个典型化的人，去震憾和感染千万个人。其他种种理性要求和情感要求，都溶解在这个典型化的人身上，都溶解在这种震憾和感染之中。
如果说，元代历史剧的重要使命在于召唤来历史的雄魂，那么，《李逵负荆》招来的，是一个性格化
、个性化的雄魂
。
《李逵负荆》的情节，与《水浒传》第七十三回中的有关描述比较接近，大致是：
在梁山泊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有一个王老汉与独生女儿一起开着一爿小酒店。一次，两名土匪冒充宋江和鲁智深，把王老汉的独生女抢走了。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下山游玩时听得此事，只道真是宋江和鲁智深干了坏事，心急火燎地上山，大闹聚义堂，砍倒杏黄旗，气愤地指责宋江和鲁智深。
宋江和鲁智深都说绝无此事，李逵只是不信。宋江只得与李逵打赌：情愿下山让王老汉认辨，如若宋江被王老汉认定是抢人者，可让李逵杀头；如若不是，则李逵须为自己的鲁莽失去脑袋。
王老汉一见李逵领来的真宋江和真鲁智深，当然立即否认他们是抢人者。李逵输了，但他又不愿真的身首异处，于是便效仿古人的“负荆请罪”，背着荆条去让宋江打罚。宋江说，我们是赌头而不是赌打。李逵觉得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了，竟打算自刎。
正在这时，王老汉来报，那两个土匪又来了，现在已被灌醉在家，只等梁山好汉去捉拿。李逵带罪领命，与鲁智深一起下山把两个土匪捉来，因此得到了宋江的原谅。
这出戏的外层结构，只是一个误会。然而，从这个外层结构伸发进去，却可通达一个深入而宽阔的艺术天地。李逵误会了宋江，结果在艺术效果上既褒扬了李逵，也褒扬了宋江，更褒扬了他们共同从事、共同卫护着的事业。
照理，李逵对于自己生死与共的首领和“大哥”，是不应产生如此重大的误会的。作为一支农民起义军中的战士，李逵听到过多少污蔑啊，他几曾轻信过呢？就连似乎与他这个莽汉子无甚关联的梁山泊自然风景，他也是努力捍卫的：“人道我梁山泊无有景致，俺打那厮的嘴”！但这次他不仅误会了，而且误会得那样厉害、那样不留余地，甚至把自己的一颗头颅也赌上了。这就是他那种包含着特定社会意志的性格
在起作用。
梁山泊的好汉们所皈附的社会意志是相通的，甚至是共同的，但性格却各不相同。如果说，杏黄旗上所写的“替天行道救生民
”七个字就是他们共同的社会意志，那么，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就是这种社会意志的不同的表现方式和表现途径。要是没有这个强硬而又进步的社会意志作为内核，各色各样的性格展示必将是浮浅的、无的放矢和眼花缭乱的；反之，要是没有那么丰富的性格类型，社会意志的体现就会失去色彩和生气，失去真实的形象。因此，在戏剧冲突的理论中，要把性格冲突和意志冲突截然分开是困难的，褒此贬彼更是偏执的。至少，《李逵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