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的审案办法：他叫差人在公堂阶下用石灰画一个阑，把那个被争夺的年幼的孩子放在中间，令两个妇女拽拉，声称谁把孩子拉出来，谁就是孩子的身生母亲。大老婆当然狠命拉拽，而张海棠生怕扭折孩子的手臂，死也不肯用力。这样，孩子是被大老婆拉出了阑外，但包公也看清了张海棠才是真正的母亲。从一事的真假，可以判别全盘真假，包公由此推断，终于把全部案情搞清楚了，并作出了公正的判决。
无疑，这出戏的艺术关键，在于公堂上的灰阑之计。这一设计，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巧思”，而是剧作家把充分的人情考验
引入执法场所的一种杰出安排。正是这一安排，使得张海棠这个被人贱视的囚犯痛痛快快地倾吐了一次亲子之爱。请看，包公两次让两个女人拉拽孩子，张海棠两次都没花力气，包公佯作生气了——
包拯兀那妇人，我看你两次三番，不用一些气力拽那孩儿。张千！选大棒子与我打着！
张海棠望爷爷息雷霆之怒，罢虎狼之威，妾身自嫁马员外，生下这孩儿，十月怀胎，三年乳哺，咽苦吐甜，煨干避湿，不知受了多少辛苦，方才抬举的他五岁。不争为这孩儿，两家硬夺，中间必有损伤。孩儿幼小，倘或扭折他胳膊，爷爷就打死妇人，也不敢用力拽他出这灰阑外来。只望爷爷可怜见咱。
说着，她还请包拯细看，孩儿的臂膊还似麻秸一般细！
面对着这种情况，这番心声，包公可以下判断了。但他判断的依据不是什么条文，更不是刚才的许诺，而是活生生的人情。剧作家写到此处，让包公说出这样八个字：
律意虽远，人情可推。
这正可看作这出戏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意蕴。
在这出戏里，剧作家并没有具体去写法律与人情的矛盾，而只是反复点明：除了通情达理的包公，这简直是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在包公出场之前，处置这一案件的是郑州太守苏顺，和他手下的吏典赵令史。剧作家通过这两个典型形象，把当时社会上的执法机构的情况刻划得入木三分。赵令史本是重要的案犯，但他却堂而皇之地来审理案件。这种颠倒，似乎也不必动用什么阴谋韬略，他简直是从容不迫地利用执法来枉法，一点也没有感到有什么精神压力。赵令史的情妇、马家大老婆用这样轻松的口气吩咐他：“赵令史，你不知道马员外被我药死了也。如今和海棠两个打官司，要争这家缘家计，连这小厮。我可去衙门打点，把官司上下，布置停当，趁你手里，完成这桩事。”赵令史的回答就更轻松了：“这个容易。……你早些来告状，我自到衙门打点去也。”于是，赵令史就到衙门里去等着了，马家大老婆也不必担心赵令史的安排会不会有困难，会不会要花费一些时间，只待赵令史一走，便说：“赵令史去了，则今日我封锁了房门，结扭了海棠告状去走一遭。”自己杀人，反诬别人，先去告状，这等大事，她竟象上街游玩一般，根本不放在心上。
如此轻松的笔墨，点染出了一个叫人透不过气来的世界！
罪犯为什么这样轻松从容、稳操胜券呢？这当然与当地的执法首脑，那个郑州太守苏顺分不开的。苏顺的自白是：
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便了。
他所代表的，本来就是一种无法、枉法的统治。他听见原告是马员外的大老婆，立即从座位上惊起，连称夫人。差人告诉他，这个地方，只要有几贯钱，就称做“员外”了，实在是没有什么官职的。他才安心，仍叫马家大老婆跪下。这一小小的细节，写尽了当时的法律是如何屈从封建等级制度的。苏顺在堂上只问了几句，就搞不清楚了，把案子全数交给赵令史办理。赵令史颠倒黑白地冤判之后，苏顺突然想起自己是官人，怎么全让赵令史判案呢？但又想，何必找这麻烦。今后的案子都交给赵令史算了，“只要得的钱财做两分分。”
他委实糊涂，但他却深知办案是会获得大量钱财的，亦即深知办案是以枉法
收贿为前提的。同样的身分、权力，同样的贪婪、狠心，如果换了一个精明一点的人，坏事还会干得更多、更大、更可怕。他不是还在嘟哝吗：“近来官府尽有精明的，作威作福，却也坏了多少人家”；象他这样，“暗暗的不知保全了无数，世人怎么晓得”……这番话倒也有几分可信。总之，这个糊涂官不是一种偶然性的存在，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黑暗世界的必然产物。
于是，一脉人情，哪怕是包公发现母子之情的那一道温煦的目光，也成了这个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这出戏使观众兴奋的，是包公的机智，更是包公的人情味。只有丰厚的人情味，才使他具有这种特殊的机智。
研究者们指出，李潜夫的这出《灰阑记》杂剧，可能受了《旧约全书》中有关所罗门王判决二母争一子的记述的启发，而后来，它又启发了戏剧大师布莱希特，使他写出了著名剧作《高加索灰阑记》。这是有根据的。《旧约全书》载，两个女人争夺一个孩子，都说自己是孩子的生母，来请所罗门王裁决。所罗门略作沉思即说：“把这孩子劈成两半，一个人分一半也就是了。”一个女人立即大惊失色，叫道：“我的主啊，把这孩子给她就是了，万万杀不得！”另一个女人倒心平气和。所罗门因此把孩子正确地判给了真正的母亲——那个大惊失色的女人。这个故事，与《灰阑记》中的中心情节确实比较接近，只不过《灰阑记》更加合理（刀劈两半的判决毕竟令人难以置信）、更加直观（灰阑拉子是一种可以直观的行动），因此更容易付诸演出罢了。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保存了灰阑拉子的情节，但旨趣与《灰阑记》正恰相反，略作对比，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灰阑记》背后所潜藏着的元代中国的社会心理的特殊性。
简单说来，在布莱希特笔下，灰阑拉子的检验方法得出了相反的结果：疼爱孩子，不忍心拉的，恰恰不是身生母亲！按布莱希特的社会思想，孩子判给了能真正疼爱孩子的一方，而没有判给身生母亲。在布莱希特看来，世间的权利都不是天赋的，而是带有必然性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山川土地不应属于地主，而应该归于能够开发、利用它们、真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