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引进，也不是一路顺风，我们记得，即便在自己的国度之内，南北戏剧的移栽也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更何况漂洋过海而来的域外文化。由于所引进的话剧本身的逐步改进和客观社会条件的相对成熟，这种外来的戏剧文化也终于在中国的土地上安顿住了。
话剧的风行是有理由的。浅而言之，话剧“既不打‘武把’，又不练‘唱工’；既无‘台步’，又无‘规矩’，于是你也来干我也来干，大家都来干，所以象蚁蜂一样随风而起，成立了许多的小剧团。”而对本世纪前期那些素来熟习中国传统戏曲的观众来说，近于生活的语言、随剧情改变的实设布景，也都是有吸引力的。深而言之，正处于激变阶段的中国社会比较欣赏这种外来戏剧形态对于新思想、新观念的承载能力和输送能力，于是，先是承载滔滔不绝的有关社会改革、思想启蒙的说教，然后是输送易卜生主义和其他反映欧洲近代文明的社会思潮，最后，一些热血沸腾的社会活动家也看中了它，把它作为向黑暗现实挑战的武器。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中国现代社会所迫切需要的，都是中国现代社会热切地向各种艺术形态呼吁着、索取着的；但也毋庸讳言，中国传统的戏剧文化是较难直捷地满足这种需要的。我们今天不应过于冷静地嘲笑前辈戏剧家们在社会改革方面的功利追求，批评他们一度对于传统戏剧文化的淡漠。国破家亡，理当奔命呼号，丝竹管弦，暂且安之一隅，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情。
在这种基本背景下，中国传统戏剧文化所遇到的比照和较量是严峻的。现代社会比过去有着更广泛、更密切的内外交流，戏剧领域内部的互相影响自然就更明显了。话剧的存在和发展，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中国戏剧观众的审美心理结构，即便有的观众仍然喜好戏曲而不喜欢话剧，他们对戏曲的要求也因话剧的比照而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因此，传统的戏剧文化又一次遇到了革新的课题。
依照过于直捷的社会功利需要进行改革，使戏曲向话剧靠近，成为一种保留着唱工和武功的话剧，这实际上会使中国戏剧文化失去自我。失去了自我，也就失去了改革的本体，因此也随之失去了改革的意义。一些社会活动家曾对戏曲提出过这样的改革要求，但是，真正的戏曲艺术家却没有走这一条道路。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新时代的戏曲艺术家平心静气地思考了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长处与短处，大刀阔斧地删改掉那些与新时代的社会观念和美学观念不相容的因素，却又不损伤这种传统审美方式的基本形态，对于能够充分体现中国戏剧文化的个性、又能与现代人的审美标准接通关系的部位，还要通过精雕细刻的琢磨和刻苦的技术训练，使之发出空前耀眼的光彩。梅兰芳等人的努力，不仅延续了传统戏剧文化的生命，而且还使许多现代人真正认识了传统戏剧文化，领略了它的美学价值。
应该说，这是与梅兰芳等人自己先对中国传统戏剧文化获得了现代意义上的认识分不开的。梅兰芳从五四时期到三十年代，先后赴日本、美国、苏联进行访问演出，既对世界现代文化艺术潮流作了实地考察。又把中国戏剧文化放到了国际舞台之上，承受了艺术考验和美学评议。他还结识了世界现代许多著名戏剧艺术家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丹钦科、布莱希特、肖伯纳、卓别林、范朋克，既在他们身上开阔了眼界，又从他们身上获得了对中国戏剧文化的自信。另一位戏曲艺术家程砚秋也曾于三十年代前期专程赴欧洲考察歌剧，并把考察成果写成长篇著述向国内同行报告。在这些表演艺术家周围，又有一些具有国际文化素养的现代学者辅佐着，齐如山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齐如山谙悉英语、法语、德语，游历过欧美许多地方，熟知世界现代戏剧活动的情况，由这样一个人热心地来为梅兰芳修改剧本和创作剧本，帮助梅兰芳排练表演身段、计议种种改革事项，就使梅兰芳的艺术不可能不与现代世界发生千丝万缕的钩连。在当时的戏剧队伍中，还有不少象欧阳予倩、焦菊隐这样的兼知中外戏剧、贯通戏曲话剧、并擅理论实践的全能型戏剧家在活跃着。把这一切合在一起，使得本世纪以来我国的传统戏剧队伍与上世纪有了根本的区别。他们已经结成一个能够在广阔的现代文化背景下自觉地把握住中国戏剧文化特性的艺术群体。
这是中国传统戏剧文化在新时代能够堂皇立足的重要契机。现代世界对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首肯和赞誉，是与中国传统戏剧文化对现代世界的美学趋附分不开的。严格说来，现代世界所接纳的，是存活于上述艺术群体中的中国传统戏剧文化。没有被现代艺术家点化成演出活体的戏剧文化遗产当然也应保存，但那暂时还只是遗迹之美而不是再生之美。
当中国传统戏剧文化也成为一种生气勃勃的现实存在的时候，它反过来又要对话剧构成严峻的比照了。梅兰芳的访问演出所引起的欧美戏剧大师们的由衷狂热，使得国内有些喜欢拿着欧美戏剧来奚落传统戏曲的人感到疑惑和难堪。开始，他们以为是外国人猎奇，但后来却不能不陷入沉思了。不错，外国观众，特别是美国观众在对中国戏曲欢呼的时候常常带有猎奇的成分，但那些声名卓著的戏剧大师绝不会如此浅薄，他们所作出的赞誉是严肃的。即就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演出的那一次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较多地是从表演着眼予以赞誉的，他们的戏剧观念与中国戏剧文化距离较大，因此所接受的因素比较零碎；当时正好流亡在莫斯科的布莱希特显得激动得多，他在对欧洲传统戏剧作逆拗性突破时突然发现了来自古老中国的艺术支持，他写于一九三七年的《中国戏剧艺术中的间离效果》一文明显地表露了他的标新立异的戏剧体系与中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