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并未赶上它们，但胡适却给予极高的评价。对于后人艺术中他看不惯的部分，则指说是前代的“遗形物”，而“遗形物”又都是要不得的，“这些东西淘汰干净，方才有纯粹戏剧出世”。他认为，中国戏曲中的脸谱、台步、唱工、锣鼓、龙套等都是这种该淘汰的“遗形物”。王国维并不如此迷信进化的阶梯，他更注重每一时代的戏剧与该时代实际生活的联系。在他看来，到了生不出“真挚之理”、“秀杰之气”的时代，戏剧不仅不进化，反而会退化。他们两人的意见，各有利弊，但都是包含着自己鲜明的“历史理性”的。他们都相信戏剧文化是一个发展的长流，任何史料考证只有置之于这个发展长流中才能显出意义、焕发生命，这是他们共同的长处；以此为前提，王国维寻找着发展长流中特别能合乎自己美学趣味的阶段，把这一阶段出现的戏剧现象看成一定程度上的理想范本；而胡适只是一味相信艺术形式本身的进化，只是把目光投向后代。王国维满怀着滞重的感慨和哀怨，胡适则满怀着浮泛的乐观和武断，这与他们所立足的历史哲学的不同是分不开的。在他们之后，研究者所本的思想依据可以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这两种倾向却一直留存着：或沉醉于前代典范
，或寄情于进化本身
。
即使是他们的片面性，也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中国戏剧文化成熟期的发展并不象王国维所感受的那样令人悲观，它的极盛期并非仅止于元代，明、清两代的传奇作品也不能简单地概之为“无非喜剧”；另一方面，中国戏剧文化的历史途程也并非象胡适描画的那样爽捷、轻松，而必须承载着丰厚的积累，历史的“遗形物”不仅不象胡适所说的那样丑陋可厌，而且还可能是传统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总之，戏剧文化的发展是一种有负载的前进，既不应在确实美好的景致中完全停步玩索，也不应在进展迅猛的时刻卸尽历史积累。
在王国维之后，对中国戏剧文化作系统地历史考察的学者并没有立即大量涌现。兵荒马乱的客观形势，急剧变更的文化局面，使人们很难长时间地沉埋于已逝的文化现象之中作出超越王国维的贡献。孜孜砣砣者自也不乏其人，但无论从总体成就还是从实际影响论，大多未能与王国维等人相比肩。中国戏剧文化的历史研究，重新繁荣于本世纪中期之后。一位在这方面有切身体验的学者几年前指出：“如果有一部三十多年前的中国文学史要在现在重版，必须作出较大修改的首先是小说和戏曲部分。”这个说法可以获得多方面的证实，是公允的。
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对中国戏剧文化自身历程的认识，在总体上是高于前人的。这种认识必然还会获得进一步的深化，后代人只会比我们更了解元杂剧和明清传奇的“底细”。我们在此还可以再引一段马鲁的论述：
历史学家不能满足于一种如此琐碎、如此浮泛的影象；他想知道，他谋求知道比他所研究的那个时代的一辈人所不知道和无法知道的多得多的“底细”。他当然并不打算重新发现和实际经验同样精确的细节以及同样具体的丰富性（这，他知道是不可能的，而且对此也不感兴趣）。他想构建的这个过去的知识，要力求做到明白易懂，它应该凌驾于那些琐屑事件的细微末节之上，凌驾于其曾经构成现在的那些分子的无秩序的动乱之上，而代之以一种井井有条的看法。这种看法显示出一些一般的线索，一些可以被理解的方向，显示出一些因果关系或目的论的一系列事件，显示出含义、价值。
马鲁的观点，标志着西方史学界开始对实证主义历史学的突破以至摆脱，对我们进一步推进戏剧文化史的研究是有启发的。
二、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获得体认
迄止上世纪，中国戏剧文化从成熟以来一直没有受到过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它的兴衰更替，基本上是华夏文化内部的事情。中国的地域那么大，文化传统那么丰厚，即使是在封闭的情况下也够几种艺术形式此起彼伏地周旋千百年的了。现代有的学者曾设想过中国戏剧文化与印度戏剧文化的亲缘关系，但至今还未发现确凿证据。史料向我们展示的，只是历代戏剧家把戏剧文化与其他门类的文化现象（如诗、文、画、曲艺、音乐、杂技等）所作的对比，其他国度的戏剧文化，还没有出现在中国古代戏剧家和戏剧理论家的视野之内。
把戏剧比之于其他艺术门类，谈谈戏剧如何由各种杂艺综合、变化而来，谈谈写戏与写文章、做诗的区别，当然也是很有意义的，有利于我们从种种区别中认识戏剧的基本特征。但是，仅仅有这种对比是不够的，因为从这种对比中所显现出来的戏剧还只是一般概念的戏剧，只有进一步与其他国度的戏剧文化进行对比，中国戏剧文化的个性才能被人看到。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代要深入地了解中国戏剧文化，不妨首先“顾左右而言他”，熟悉一下与之并列于世的其他同行。要不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己及己，是不可能真正把握住自己的。
如前所述，本世纪前期对中国戏剧文化进行两度思考的学者们已经用很有一点刺激性的方式引进了欧美戏剧文化的大体框架和基本观念。但是，刺激尽管刺激，这也只是喊喊而已，在知识界能形成一点舆论，在广大观众心目中却不产生切实的影响。真正让这种对比构成对戏曲艺术的切实挑战的，是话剧艺术的引入并扎根。它再不是一种遥远的东西，而是与戏曲傍邻而居，毫不客气地来争夺观众。
一九〇六年“春柳社”演艺部宣布：
演艺之大别有二：日新派演艺（以言语动作感人为主，即今欧美所流行者），日旧派演艺（如吾国之昆曲、二黄、秦腔、杂调皆是）。本社以研究新派为主，以旧派为附属科（旧派脚本故有之词调，亦可择用其佳者，但场面布景必须改良）。
说是“新派为主”、“旧派为附属科”，实际上完全着眼于新派，是以日本为中转的对欧美戏剧的引进。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