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要看桓伊自己的意思。

言及前程，桓伊不乏惶恐羞赧，并没有什么太强烈的意愿表达，只说愿意谨遵大将军遣用。

“目下行台正在筹措用事河北、覆灭羯国之一战，我也在择选世道少流英俊组成秘阁，随部历练。叔夏若无旁的意趣，稍后几日整理一下家务细杂，便先归行台入秘阁待用罢。”

沈哲子有很多套的参谋班底，政务、军务自是常备，如谢安、陈逵等人，都是长久待命左右辅佐行政事务的秘书人才，当然现在谢安丧居在家。行台即便有夺情，也只在谢奕这种层次的高级督将，并不会下及更低的层次。

除了这些常备班底之外，每当大事有动，还要特别挑选相关才力、成立一个专门的临时参谋班子，专才专任。如此前的关中西线整体战略，便在朝野内外又选募一批才力，随着事务渐渐稳定下来，这些人才也都各自担任内外不同事务。

至于眼下所讲起的秘阁，与此前其他参谋班底又有些不同。这场北伐最重要的一场战事，其实参谋班底早在年前便已经组建完毕，由杜赫这个政务总管亲自领衔，以示行台所有资源都要以此为中心进行调配。

之所以还要区别于此独立组建一个秘阁，主要意图还不是为了给当下事务提供帮助，而是为了扶植后进。

之后这一场大战，沈哲子是定义为北伐终战。所谓北伐，最主要的攻伐目标就是明确僭制立国、自成章制的羯国。沈哲子是要毕其功于一役，不灭羯国，绝不收兵。

在这样的战略大前提之下，便必须要考虑到如果战事顺利，完全消灭了羯国之后的战果消化。目下羯国虽然势微，但还占领着河朔之间广袤领土。这些领土也是胡祸尤深的区域，想要在战后从速入治，人才的缺口仍是极大。

用兵和兴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王师就算能够一路奏捷，完全消灭掉羯国的势力，但若不能及时的在收复区中建立新的秩序，河北各地都会因为旧秩序消除、新秩序还没有创建，而陷入一种无组织的惶恐混乱之中。

这种情况下，最有可能崛起的就是那些各个地方本就不乏势力并底蕴的乡宗土豪。后汉末年，所以军阀林立、最终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黄巾军作乱、大大的打击了后汉在地方州郡统治的秩序有关。

沈哲子可不想刚刚消灭羯国，回头一看整个河朔之地又是乡豪军头林立，所以相关的人才储备，一定要未雨绸缪。至于秘阁，就是为此而生。

这一个所谓的秘阁，规模比沈哲子此前所有参谋班底都要大得多，沈哲子是计划招募六百到一千人之间。

这些人，主要选取就是如桓伊这种世道少进英流，他们未必在当下就有能够主政一方的才力，沈哲子也并不寄望他们能在接下来的战事中提供多大的帮助，只是将人召集起来，带领着跟随北伐大军实地历练一程，让他们先对河北的形势有一个最基础、翔实的了解。

未来，将会从这些人中择其优异，逐步选派就任地方，正式接掌羯国覆亡后所遗留下的大片领土，将河北这一片久乱境域正式纳入行台的统序之中。

所以这个所谓的秘阁，也可以说是专项人才定向培养的计划。未来河北诸多州郡大治重任，必然会从这个团体中相继涌出。

正因为身负这样深远的政治意义，所以这个秘阁入选人才的构成，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代表沈哲子未来的治国思路。

他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设想，在这六百到一千人的规模之中，其中出身寒门、豪武最起码要占据三成。行台原本的统治结构中，如豫州、徐州包括江东等地那些吏考优评的中下级官吏，也要最少占据三成。

还有剩下的四成，则就要从门生义故、世族后代、亲戚勋贵，甚至包括诸胡部落之中选取。

寒门豪武虽然底蕴尚浅，而且大体上也乏甚政治远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个团体，才是当下世道中最为踊跃进取、敢于拼搏的人。甚至旧年的沈家，便出身于此列。

世族高门，虽然无能昏聩者不乏，但他们是此前统治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无论在南在北都已经多受打击，但也不可完全的排斥，彻底的忽略。否则未来的新秩序哪怕初期看起来再怎么强势，因为有此巨大隐患，也一定不会得于稳定。

后世不乏人言尔朱荣河阴之变，杀尽北魏权豪，侯景作乱建康、屠戮江东旧族，是怎样的壮阔豪迈，但却往往忽略这两人唯此高光时刻，之后下场都很凄惨，势力转瞬之间便分崩离析。

世道就算是要大破大立，但仍有一种惯性的反扑不可忽略。原本构成旧世界的基础，突然被铲除掉这样一大块，一个存在世道数百年之久的政治群体突然被拿掉，绝非能够在三五年之内就能补足，仓促之间涌入填补的未必就对新世界的建造有利，更多的可能会是种种妖异、怪诞。

南朝刘宋皇室种种荒唐，某种程度也可以说是这种政治失衡所带来的苦果自食。宋武刘裕也曾有气吞万里如虎的豪壮，可惜终究不能长生不死，管不到自家后代种种作妖悖逆。

包括中朝的八王之乱，其实也可以放在这个范畴中进行讨论，当某一股确有力量的政治势力不能遵循常规途径进入统治阶级，与皇权进行对话，便会转而与其他政治势力进行苟合阴谋，达成其政治意图。

司马氏霸府最初包容性便极差，较之曹操魏王霸府差的更多。虽然也沿袭了曹魏尊崇旧族的基本政策，但其得国过程中的淮南三叛，包括钟会的反叛在内，也让司马氏对世族充满了不信任，多有肆意屠戮。

之后大封宗王，这些宗王并没有成为预想中的社稷藩篱，而是因于私欲加上各自所依赖的包括世族在内的政治力量的鼓动，甚至不惜招引胡虏的武力为用，反而成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比如旧年沈充不能通过常规途径为皇权所用，他自然而然就投靠权臣王敦，进行种种逆乱操作，可以说是这种政治现象最佳注脚。

因是沈哲子也从不奢望从他一代便将当下种种政治隐患彻底消除掉，能够将主要的削弱成次要的，将怙恶逆乱的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