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阅藏，努力撰稿。借着劳力辛苦与文字般若，我不但将佛法的欢喜散播给周围的人，也传递给十方大众。
一九五一年，来到新竹弘法，最初我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担任教务主任，但是仍旧笔耕不辍，经常通宵达旦。每次拿到稿费，我总是购买佛珠、项链及佛教书籍，送给前来学佛的青年，希望他们不但将这份法喜放在心上，也传播给四方亲友。
四十年前的台湾，可谓戒备森严，我们的行动也是备受限制。
记得我刚来新竹时，警察局每天都派人跟踪在旁，寸步不离，甚至离开寺院山门，都要先到派出所告假。我因为一心一意弘法利生，并不以此为意。后来，派出所办的民众识字班每天写传票要民众上课，而学生却寥寥无几，派出所不得已，就叫我们代为办理。因此我也不揣浅陋，每天前往教导民众学习国语，第一天只有十余人参加，没想到第二天以后大家奔走相告，居然来了两百多人，将讲习会的一间大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此后，每天听课的人数有增无减。警察因此对我刮目相看，日后就不派人监视，上街也不要我请假了。此无其他秘诀，只是我上课，不但教民众国语和识字，还讲些故事寓言，把欢乐布施给大家罢了！想到当初我只是凭着给人欢喜的一念心意，与大众结缘，没想到却使得自己获得意外的自由，在惊喜之余，我更确信佛法中的广结善缘，实在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妙谛。
一九五三年，我到了宜兰，除讲经弘法外，我为台北三家定期月刊写稿，四家电台撰写广播稿，经常连夜赶写，直到第二天曙光初透，我把稿件亲自送到邮局寄出，才回寺礼佛做早课。
我同时又在寺内增设中文补习班，除了教学之外，还发心修改学生们的日记、作文，用心地为他们讲解写作技巧，分析为文得失。其实我也所知有限，只是教学相长，但见学生们每天都带着兴奋的心情来上课，拿到我改过的文章，上面红笔画的圈圈点点，也都迫不及待地反复咀嚼。当年的学生如慈庄、慈惠、慈容、慈嘉，以及后来的慈怡、依空等，都是因为喜欢撰写文章而进入佛门，多年来，他们在佛教文化上奉献良多，度众无数，可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
后来，我编辑《觉生》，更是夙兴夜寐，勤于审稿。过了好几年，我自己办理《今日佛教》《觉世》《普门》杂志时，一些担任编辑的徒众，经常在即将付印出刊的前夕，拿着稿件请我指导，我也体谅其难，只有挑灯夜战。
及至今日，我还是每天不断地批改文稿，虽说在多年的磨炼下，我自认善于此道，能用最少的字，改出一篇佳作，但是也时时为了一些词不达意的文章，字斟句酌，头痛不已，然而我还是耐烦如昔，未曾怨尤，心想如果能因此而给人一些欢喜，造就更多的文化人才，为人间散播更多的欢喜，再多的辛苦也是值得。
为文改稿的辛劳疲累，其实还不算什么，办理文化教育事业，投注无以计数的人力钱财，却不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且鲜为他人认同，才是真正的呕心泣血，若非凭着一股坚定的毅力与决心，根本无法维持长久，但看教界中半途而废者比比皆是，我之所以能够排除万难，拓展出一片天地，是因为我确信惟有文化与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拔苦予乐，使众生获得永恒的欢喜。
因此我节衣缩食，储存□钱，购买课桌椅凳；我徒步行走，省下车钱，物色佛教图书；为了搜集佛教法物，我不惮劳累艰辛，来往各地，背负重物，以至于压坏大腿，险遭锯断之苦；为了聘请老师，我更不惜低声下气，奔走拜访，有时还遇到对方存心戏弄，出尔反尔，令我难堪至极。
我的弟子依空，追随我办理文教事业多年，最知个中辛酸。有一次，他有感而发，红着眼眶，对我说道：“师父！您真是割肉喂鹰，舍身饲虎啊！”我一向谦冲自抑，觉得自己力有所不能，心有所不净，但是对于此话，我愿直下承担，愿如经典所云：“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我自认非但只是口说，而是用整个身心躬自实践。
释迦牟尼佛早于尘沙劫前成就佛道，为示教利喜故，再入娑婆，化导群伦；玄奘大师孤身涉险，横渡流沙，西行取经，为的也是希望众生能够早日离苦得乐。每于清夜，想到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们为了将欢喜布满人间所历经的辛苦，何止自己的千百倍？因此一再自我砥砺，不敢稍有懈怠。
所以，过去经济拮据的时候，为了利乐众生，我固然饿体肤，劳筋骨，但是直到现在，我的弟子遍满天下，大家争着要来供养我，我也依然吃不饱，睡不好，因为我除了改稿、回信、课徒、议事、演讲以外，一天十几回的会客、开示，已是家常便饭。为了一句话，我经常在一日之内，穿梭数地，讲经说法，甚至只是为了见对方一面，谈一次话，而飞行十数钟点，往返于洲际之间。
我每天的行程，早在数月前，甚至一年以前就已经排满，实在无法应付临时的邀约，但是往往为了给人欢喜，不忍拒人，只有成人之美，劳累自己。
我经常夜半回寮，和衣而眠，一觉醒来，不知天南地北。弟子们不忍，劝我休息，并且半开玩笑地说我是“出去一条龙，回家一条虫”。我想：管它是龙也好，是虫也罢，只要能将欢喜布满人间，我也心甘情愿。
回想数十年的弘法生涯，我曾经出生入死，远赴泰北边区，为忠贞爱国之士布施一点欢喜。我还几次深入港九的难民营、监狱区开示说法，其至明知才刚发生过枪杀暴动，我还是不顾多人劝阻，力排众议，前往接见难胞人犯。
我一生自奉甚俭，从来没有特意为自己添购一样物品，连飞机上、餐厅里供应的纸巾，我都一用再用，舍不得丢弃，但是我却喜欢购买纪念品送人，给人欢喜。有一回，徒众问我为什么口袋鼓鼓的，我往里面一探，竟然掏出一叠厚厚的纸巾，此后，每次出访，徒众都笑称我的口袋是专门用来“带美金出去，带纸巾回来”。
今春我返乡探母，在南京往上海的火车内，遇到一对新婚夫妇，他们向我问好，我拿出身上送人剩余的仅有的一只金戒指，与他们结缘，只见他们那种欢喜雀跃的样子，让早春的寒冷，似乎也为之一扫而空，使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