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地说出这一个事实……我以为你们已经懂了我刚才的话，而你们却没有懂。你们的李老师，她……临死的时候，念念不忘的是由哪位老师来教你们，当你们的班主任……她也是那么爱你们……这些她教过了三年的学生。我……我还在实习阶段，我还不是一位正式的老师……我还没有资格……因为你们的李老师，对你们的一片爱心感动了我……”

几个女同学忽然都往桌上一趴……

尽管谁也没听到哭声，但谁都知道她们哭了……

“同学们，我知道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也是……”

他回到讲台上。他的语调恢复了平静，那是一种又平静又庄重的语调。他的表情同时也又变得仁慈而高尚。

“我求大家，不要继续喊叫了，影响别的班上课，我会挨批评的。也许我就当不成大家的班主任了！难道你们真的那么不喜欢我这位老师，那么不能接受我吗？！……”

没有一个同学开口说话，哪怕是说一句稍微使他感到欣慰一点儿的话。那一时刻大家仿佛都变成了哑巴，而且变成了聋子，一个个又聋又哑了。

这一事实对我们幼小的心灵的冲击力是那么巨大！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就会说死便死了呢？昨天她还站在讲台上。前天她还批改过我们的作业。大前天，也就是周末，最后一堂课，她还照例给我们讲安徒生童话。讲的是《海的女儿》。大大前天……

我敢肯定全班同学当时的心理状态和我一样……

“同学们，要哭，你们就哭吧！你们的李老师值得你们这样怀念她。不过，不要哭出声儿来……不要……影响别的班上课……”

没有同学再往桌上趴。

大家都端端正正地坐着，默默地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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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纽扣 1

今年五月，我完全是被长久萦绕心间的乡思所驱使，回到了哈尔滨。七年没回去了。七年没见老母亲了。

弟弟、妹妹、弟媳和妹夫们都还未下班，家中只母亲一人。母亲正做晚饭。狭小的厨房没窗子，一盏度数很低的灯卑微地忽闪着——电压不稳。灶烟和锅汽形成厚重的昏暗。昏暗中，母亲双手抖抖地端着米盆，像烟汽中的一个虚影，木然地望着我。显然，母亲一时看不清我的脸。

我大声说：“妈，是我回来了！”心中竟很激动。

“是……绍生吗？”母亲从来只叫我小学时的名，这名是户籍警在我诞生的时候按照氏族辈字给我起的。母亲从来也没叫过我上中学后自己改的名——晓声。仿佛她不喜欢这个名，不认可她的儿子叫这个名。我不知这是为什么。也没诘问过。

“妈，是我！”一回到家中，自己说话的语调就很自然地归复了东北口音，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

“哦，哦……”母亲转过身去，想找个放盆的地方。

我走进屋，刚搁下提包，母亲便跟入了，双手仍端着米盆。厨房极乱，母亲大概是没处放盆。

我赶紧从母亲手中接过米盆。里屋并不比厨房大多少，也不比厨房光明多少。只有一张桌子可放东西，桌子上同样杂乱地堆放了许多杯、碗、小孩儿玩具。三对夫妻，三辈人，十一口，生活在仅二十余平方米的低矮而阴暗的空间，有条不紊和清洁就只能成为一种奢望了。我原地转了三百六十度，最后将米盆暂放在床上。

“你……怎么也不预先来封信，我们也好把家收拾干净点……”母亲歉疚地说，目不转睛地端详着我。

母亲是更瘦小、更憔悴、更苍老了，脸色很不好，蜡黄里泛着青灰。眼病分明没治愈过，眼边红红的。衣服也挺肮脏，衣襟上一片锅底灰。整个看去母亲像一截枯槁的树根，从泥土中抠出来不久。

我又叫了一声“妈”，心内倏然泛起难过，喉间像被什么东西哽住，说不出话。母亲一共养育了我们五个子女，我算是有点出息的——成了作家，我是母亲精神世界中的一豆烛光，是母亲心灵的安慰。可我身在北京，又是对母亲尽孝最少的一个儿子。甚至可以说，自从我到北京后，就没有对母亲尽过一个儿子的孝道。只不过隔几个月往家中寄点钱。

“孩子，你瘦多了……别那么拼命写，妈不指望你出名，只愿你身体好，没病没灾的……”母亲说着，侧过身，撩起肮脏的衣襟拭她那发红的眼角。

“妈，我不过就是瘦一点，可没什么大病……”我用谎话欺骗母亲。我努力克制着，不使自己在母亲面前落下泪来。“真的？……”母亲转身再次注目端详着我。她长长叹了一口气，然后低声说，“你这次回来，一定要去看看你小姨。”我说：“过三五天我就去看她。”母亲说：“不，你明天就要去看她。她……怕是没多少日子可活了……”我不禁呆住了。母亲又说：“你弟弟妹妹都去看过她了。连你妹夫也去看过她了。可她最想念的还是你，每次来信都提你……苦命女人，妈的命够苦了，你小姨比妈的命还苦……”“小姨……她得了什么重病……”小姨才四十多岁，我简直有些怀疑母亲的话，讷讷地问。

“三月份你弟弟妹妹们把她接来家中住了一个时期，轮流陪她到医院去检查过，也没查出什么大病来。可她就是一天比一天瘦，不想吃也不想喝的，人瘦得快剩把骨头了……人啊，就怕是苦在心里啊！同学老师的，你都不要先去看，明天一定要先去看你小姨。”母亲异常忧郁地说。

我轻轻“嗯”了一声。

可怜的小姨！可怜的女人啊！

一种凄凉一种悲怆，在我内心里弥漫开来。

我装作疲乏的样子，倒在床上，眼眶竟有些湿润了。近几年来，还没有一件事，比这件事更令我感到难过。我本来没有姨。小姨不是亲姨。我七岁时，母亲在铁路上做临时工。挑挑抬抬，搬石运铁，卸煤扬沙。哪儿的活顶脏顶累，临时工们就被指派到哪儿去干，男女平等。母亲每天下班都很晚，常常是黑着一张脸，带着一身尘土回到家里。

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搬到“偏脸子”这一带，住在安平街。房子，比现在住的还小，还破，还缺少光明。屋里的地面，要比外面的地面低一尺。为了防止下雨天雨水灌进屋来，门槛儿上面横钉了一块木板，进屋的人得高抬脚。门槛儿内叠了两层碎砖，算是踏脚的台阶。第一次来我家的人，不是头被上门框撞起了包，便是踩空“台阶”，吓一大跳。虽然有窗子，但一半埋入了地下。窗框被下沉的房子扯得不成形状，无法打开。碎了的玻璃因为窗框无形，也就镶不上，用牛皮纸糊着。这是私人房产。房东并不因它全不像个房子样就